我们时代的起源（4）：资本主义的“丧尸”文化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晋 马丽）无论是在好莱坞丧尸大片中，还是现代的游戏中，“丧尸”（Zombie）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元素。“丧尸”也被称为活死人，特别指人死后，彻底丧失自我的意识却能够进行最为基本的活动，就是不停吞噬和自我的复制。

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下，才可能出现“丧尸”的文化符号。无论是电影《丧尸世界大战》或者《生化危机》《釜山行》中都清晰展现出现代城市的场景。在中国的传统神怪话本中，只有个体的人在死后成为僵尸或怪的传说，时常和民间宗教的叙述具有一种亲和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和现代所描绘的“丧尸”相类似的是“吸血鬼”的传说，然而“吸血鬼”是在基督教国和教会权力在欧洲统治趋向于衰败时的一种象征。与现代“丧尸”不同的是，吸血鬼具有独立的意志和目的，而且成为正统权威和道德秩序的对立者和挑战者。

丧尸的起源包含了三个基本的构成，人格的瓦解、资本支配和技术动力。在西方思想史中，“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从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谢林-孔德-马克思的这一脉络，都是为重新给中世纪瓦解的人之意义问题寻找定位。而现代社会的悲剧在于，此项努力不仅没有找到人的定位，反而加剧了这场危机。尽管很多人认为现代人是更加个人主义的，但反讽的是，此时的人已不再是个体的人，而是现代丧失了人格特征被称之为群众-人的行动者。现代荷兰哲学家杜伊维尔对此的描绘是:

“他的行为模式是被普遍所做的行为所规定；他将对于自己行为的责任转变为了一种非人格性的社会上面。反之，这个社会似乎像是被一个机器人、电子化的大脑、官僚体制、时尚潮流、组织和其他非人格化的力量所支配。结果，我们当代的社会对于人的个性和真正属灵性位格对位格的交流没有留下任何的余地。甚至在家庭中，时常也不再能够确保个人之间深入交往和对话。很大程度上，家庭生活是被逐渐增长的工业化变得错乱，分崩离析。在社群生活自身也遭遇到去人性化的危险，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更是如此。”

对丧失了人格的个体而言，这个世界不再具有超验的意义和信仰，也不再具有如康德所提出一个更高的自由和道德水平。现代的个体丧失了自我，挣扎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中，不会对未来抱有任何的希望。然而，真正的唯物主义是罕见的，死亡的隐喻是对生者的报复和恐吓。

现代人的创世纪发现是在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中，作为追随实证科学家达尔文的后来人无法区分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与他们所从事的专门科学之间的联系，最终，演化理论成为了现代人思考的一个中心定位点。适者生存和生存的斗争被吸纳进入到社会和经济的解释方法中，按照政治哲学家沃格林的观察，“伴随着竞争秩序的社会，自然选择的观点能够为这样的信念张目，即成功之人就是更为优等的人，在自然秩序中，这个成就是命中注定的，通过胜利所创造出的秩序就是一个正当的秩序，因为是自然的意志——无涉于道德和精神的问题。它与种族差异的理论相结合，生物学的概念可能会按照劣等和优等种族的概念重新解释历史和政治，这些种族注定是统治或被统治——这些也无涉及道德和精神问题。人和社会的实质被生物学的大衣所遮盖，使得道德和精神意识变得窒息，并且试图用生物学上的生存去取代社会的精神秩序。”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三大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中，前两者不是靠创造而是依靠社会中各样的权力支配来得以确立的。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标志着人作为商品主体的产生，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的异化过程，就是人的工具化和物化、同一化。劳动不再是人价值的体现，人自然错误地将资本价值的转换等同于价值本身。网络时代人们依赖他人的体力劳动却更加鄙视体力劳动。在“丧尸”类影片中，凸显出了这种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现代文化中，人的“身体”可以转换为资本，不再是活的而是“死”的东西，是可以买卖、交换、支配的事物。“丧尸”不是自然的产物，相反，它是社会权力和资本技术的结果。例如，在《生化危机》系列中，整个丧尸病毒的可怕不在于它的传播，而是以一种阴谋论的方式，一个跨国的资本集团“雨伞”公司和生化技术的结合。在这种隐喻下，“丧尸”是最残酷、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揭露了身体的社会维度。资本主义的文化通过药物将心理和生理的反应直接应用到了人的身体之中，用霍克海姆的话就是“唯有死亡还站在那里，苟且地活着”。

“丧尸”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单调的同一化。在“丧尸”文化的设定中，这些病毒的传播只会对于差异性有兴趣，就是将差异性转变为同一性。现代文化所强调的个性解放，橱窗、白日梦，告诉人们寻找个性的真我，在这种越来越原子化、个性化的社会中，我们越突出自我的个性就越体现了彼此隔离的相似性。真正的个性已经被消灭了，正如我们之前谈论韦伯、谈论西美尔时说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一个理性的铁笼，里面关着的是同一性的人。

“丧尸”是一种对欲望的破坏。它们只有唯一的欲望就是啃食和吞噬，并且漫无目的地释放这种“欲望”。这种盲目而迟钝的个体，毫无意识的死人，却被欲望驱动，生命的薄片终于在资本和技术的结合下，战胜了死亡对于身体的瓦解，以一种欲望符号的方式呈现出自我，对于“丧尸”，我们甚至不能够说它们对于生命体充满着仇恨，因为感情词汇显然并不适合去形容无意识的行动主体。更恰当地说，它“厌恶”一切鲜活的、与其有差异性的有机物，同一性和复制是它欲望的唯一目的。

我们丝毫不会惊讶于“丧尸”片大量地生产和广泛地被人所接受，因为这个时代中，我们努力抵御着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每一个活着的人的基本感受，生命是在暴力和剥夺中残喘，权力和资本支配对人的剥夺，已经将不平等延续到了死亡的身体之后，它激发我们自我的欲望，去实践这种不平等。因此，在拜物教和丧尸符号中，现代社会寻找到了它的主体和它的原则——熊彼特所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这里改用马克思的话，可以更好地概括这一点：丧尸作为符号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它是人民的鸦片。■

作者：李晋，曾从事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前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2009-2010），目前为加尔文大学博士生，研究哲学认识论和现代早期思想史；马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2010），现为加尔文大学亨利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