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者C先生:一个灵魂放错了身体的“爷儿”
这是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50强作品的第4篇。
以下为作者原文,未做任何改动。
对于二元性别的信仰正极速地改变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男”“女”之外的性别,C先生便是如此,他不能接受社会以单纯的“男”“女”两个极端来划分性别,因为“对于不同的人生阶段,总有一些东西会提醒我,我不属于任何一个边。”
文 | 石灿
贵州民族大学
“你又来了?”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的大门入口处,裹着棉衣的安检人员问前来出庭的C先生。
“是啊。”C先生看了看那位安检人员,丢出两个字后,他从安检设备传送带另一头拿起随身挎包,与他的代理律师王永梅大步走到法院大厅,等待着国内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再次开庭。2016年3月份,C先生作为原告,以就业歧视的名义仲裁起诉了贵阳慈铭健康体检中心。
C先生上班时都会穿西装,正装在C先生心里有一种仪式感,穿着正装不仅是对工作的尊重,也是他自我认同感、自豪感、责任感的强烈体现,整齐、清洁、大方,早已经成为了他出入正式场合的常态。可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常态,反而成为了贵阳慈铭健康体检中心辞退他的主要原因——没有按照公司要求穿着女性工作服。
C先生出生时被定义为女性,但自我认同为男性,专业名词称为跨性别男性。在传统的二元性别框架下,世界上只存在“男”与“女”,超越这两性之外的,都会被视为越轨,不被世俗接纳,甚至要接受惩罚。
现实生活中,“跨性别者”也存在一些所谓的“成功者”,他们遵守传统二元性别体系下的道德准则,在二元性别之间随意游走;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常对世俗做出适度妥协,或是为了结婚,或是为了避免社会矛盾,或是传宗接代。
可是,现在对于二元性别的信仰正极速地改变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男”“女”之外的性别,C先生便是如此,他不能接受社会以单纯的“男”“女”两个极端来划分性别,因为“对于不同的人生阶段,总有一些东西会提醒我,我不属于任何一个边。”
官司
2016年12月14日,C先生和他的代理律师王永梅走到法院大厅,由于场地不够,他们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空出一间狭小的庭审室。庭上,王永梅律师找出了被告提供证据中的诸多漏洞,王永梅的陈述语速和辩解语速很快,整个庭审时间也不长,坐在王永梅一旁的C先生看到被告招架不住的样子,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欣慰,似乎心中大石落定,他心里想,这次胜算一定很大的。
走出法院时,他舒了一口气,“案子经历了这么久终于快结束了吧”,看着被告被记者围追堵截的样子,他心里却感慨万千。事后,他以挺拔的姿势站在法院门口拍了张照片留作纪念,平时的他,身体有些许驼背,是因为他从小很自卑总是低头不敢面对,对现在造成的生理影响。
时间拉回到2016年3月,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法院仲裁庭通过开庭审理“全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这是该案第一次开庭,那天,C先生和他的另两位代理律师刘明辉和黄沙早早就抵达了仲裁庭,迟迟没来的是被告,当被告到达庭审现场后,他们“把旁听的记者和听众都赶了出去”,被告本案带有以公司隐私理由拒绝公开审理此案。
在法庭上,被告表明了辞退C先生的理由为穿着打扮不符合常规,女性员工应该穿女装。这样的理由在原告面前站不住脚,经过一番辩论后,原告占上风,原告律师团在被问到是否可以和解时,提出条件为:如果被告公司草拟一个“对C先生的道歉,以及支持同志平等就业的公告”公开发表就可以和解,但是被以“我们并没有什么错”拒绝了。
庭审结束之后,C先生和他的代理律师们非常轻松地走出了仲裁庭,记者问他对结果有何预判时,他说:“如果没有意外,胜诉不成问题,对方根本没有任何反驳证据。”
然而,4月21日,黄沙却突然接到仲裁庭打来的电话,让他当天立即前往仲裁庭质证。
“质证是什么意思?”C先生问。
“对方出示了新的证据,让我们去对质。”黄沙告诉C先生。
突如其来的质证让C先生不知所措。他的暴脾气瞬间就上来了,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他不知道那些变化对他会不会产生影响。并不太懂法律的他,开始害怕了。对他来说,每次庭审都是一次心灵的伤害,因为要再次面对被告,要再次揭开被辞退的伤口,再次说起那个不愿意去面对的身份。
4月29日,第二次开庭如期而至。9点半,按计划应该已经开庭,可“被申请人”的位置一直空着。仲裁员提示:若一方迟到半小时,就单方开庭。9点42分,被告匆匆赶来,称还有一人在停车,马上到场。
仲裁员:“被告方同意公开审理吗?”
被告:“不同意。”
早早抵达现场的记者再次被请出庭审现场。面对这个情况,C先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因为接下来要面临的一切,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平稳渡过,这场硬仗如果不能赢,他要面对的压力将会变得更大。
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出具了以证明合理辞退C先生的证据,所有证据只为了证明C先生的月底薪为1500元、C先生的工作能力有问题,以及开除C先生是公司内部会议决定。原告当庭进行了辩驳,不认可被告出具的所有证据材料,场面一度变得焦灼。
提交证据环节结束后,仲裁员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指向C先生被辞退的时间。C先生非常肯定,是2015年4月29号,“有当天的录音证明”。而被告公司人事负责人金玉萍和曾指导过C先生的公司员工杨伦,却自乱阵脚,为辞退C先生的具体时间争论起来。看到这个场景,C先生的内心早已沸腾翻滚。
临近中午,庭审方才结束。
不久,C先生收到了仲裁庭下达的裁决书,裁决被告公司支付C先生应得的7个工作日工资,驳回了他的其他诉求。这和C先生期望值相差太大,“只赢工资,未认定非法辞退,不服!”
C先生再次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6月17日,该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次劳动争议案。12月14日,案件重启审理,焦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原、被告发生劳动争议是在试用期内还是在劳动合同期内;二是被告是否违法解除与被告劳动关系;三是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是否构成对其跨性别身份的就业歧视。
十天后,王永梅收到了胜诉判决书:公司属于非法辞退,公司赔偿C先生双倍应得工资。“判下来的钱有多少不重要,重要在于,对方没有公开书面道歉,我就不会罢休。”我问C先生:“你撤下诉讼的条件是什么?”他说:“哪怕该公司写一个公开声明称:‘我们不歧视多元性别人群,尊重所有人的性倾向、性表达、性别认同,给予TA们公平的就业权’,我就可以撤下诉讼,不再揪着这个案子不放。”
就在2017年4月20日,C先生与他的代理律师团前往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出席了一个新的庭审,这次的案由是一般人格权纠纷。我问C先生,这个案子意味着什么,他说:“索要道歉,只有打人格权案。”
舆论危机
C先生大学学的是新闻学专业,毕业以后他在贵州一家媒体工作过一段时间,从事幕后工作,在跨性别劳动纠纷案之前,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从幕后走到台前。
而他走到台前,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一篇名为《女子爱穿男装遭辞退 公司:形象与单位要求不符》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发表在了贵州省内一家报纸上,在记者没有采访过当事人的情况下,记者在文中拟编了C先生的真名实姓“小陈”,以性别简称“她”作为人称代词。
在称谓上,跨性别群体有着自己的一套形容代词,对于性别上,TA们是敏感的,生怕触及到那个自己不愿面对的、与生俱来的错误,的在我采访的多个跨性别者中,使用过许多和社会常规不一样的人称代词,比如:ni、they、u、ta等等,这些代词的一个共同点是“去二元性别化”,追求多元化性别观,这种价值观试图强调社会应该容纳下多元性别的存在,并得以对个人选择的尊重。而不同的人对自我性别的立场不同,采用的人称代词也不同。
C先生当天中午看到这条新闻,他蒙了,新闻下面全是指责的评论,“不男不女影响社会风气”、“你这样就是做作了”、“太男性化了,男孩有男孩样,女孩有女孩样。”这条新闻被全国各大媒体平台转载,负面的评论越来越多,一时之间他成了二元性别框架下的众矢之的。当天晚上他一直在刷关于这条新闻的评论,窝在被窝里一动不动,手指缓慢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关闭这个网页,又点开那个网页,他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罪人”了?这无疑是在遭遇公司荒唐理由辞退后的再一剂重击!
几天后,贵州另一家媒体以《贵阳一员工“女扮男装”被开除 成我国首起跨性别就业歧视案》的标题对C先生的事件进行了正面报道,这篇文章让他开始选择面对媒体,“这条新闻比之前那个客观”。碍于现实压力,“女扮男装”是一个折中的选择。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某些原因,贵州省内再也没有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报道。
刚开始,针对C先生的舆论报道一度表现为负面报道和转发评论,舆论导向远远偏离案件的背后意义,外部的评价更是一塌糊涂了,令他没想到的是,LGBT社群内部很多人开始在微信里骂他,说他把这个群体带坏了,骂他一个人影响了整个群体。社群里的一些“兄弟”让他不要再继续做这些事,不然在群体里面不允许他继续和大家接触。(女跨男之间的相互称呼叫做“兄弟”,“男跨女”他们相互称为“姐妹”。)
坐在我对面的C先生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语气加重:为什么跨性别者没有多少人站出来?为什么我会成为全国首例?就是因为很多相同遭遇的人只想过自己的生活,不想去改变整个环境,TA们很天真的认为改变了自己的身体就能过所谓正常人的生活了。既然我已经发声了,就不会停止,我想改变的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而是整个环境,如果整个环境不改变,你一个人过得再好都会被身边的环境所影响。
在他的舆论危机爆发的那段时间,他家住在32楼,那时他在家里吃完了睡,睡完了吃,什么都不做,别人给他打电话也不接,特别抑郁,他一度曾想从32楼跳下去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在他读初中时,第一次尝试过自杀,最后之所以没有“成功”,“家里人对我太好了,我放不下家人。”而这次他没有轻易放弃自己,是因为背后一群人一直在给他支持,比如北京同语(一个关注中国在性倾向或性别身份上遭受压迫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也正因北京同语,C先生才有胆量站出来,对贵阳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提起诉讼。
2015年,经过心理医生开导后,C先生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刚好,一个在“同语”工作人员和他说了一段至今让他印象深刻的话,坚定了他将官司进行到底的勇气。——你想想如果社群里的朋友都遭遇了你这种状况,大家都选择和你一样隐忍,那这个群体要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个平等的就业权?以后大家找工作是不是更困难?——这番话加上C先生很“爷”的性格,不要求任何回报的,不考虑任何后果坚定的回答“我做”。
之后,他的朋友给他分析了这个事件所要承担的诸多负面影响,再次得到C先生的肯定后,北京同语专门对如何应对这个官司开了个研讨会,参会的主要人物之一包括长期从事反歧视及性别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小楠。
他的案子曝光后,黑龙江省一个穿着打扮很男性化的拉拉找到C先生的联系方式,向他吐露了心声,她跟C先生说了很多话,也是那次,他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案子意义特别大。”他在很久以前就对这个案子有了自己的想法:不论结局如何,就社会来说,我们都作出了贡献,起码我们通过这个案子让大家知道了有这样一群不一样的人存在,这群人正在面临各种生活压迫,他们期待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同样,也会有一些人会勇敢站出来挑战各种不公平待遇。
现在的C先生已经能够以很坦然的心态去面对媒体了。最开始,他一度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那篇报道之所以让他陷入舆论危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他自己,拒绝了媒体记者的采访,就等于拒绝了一条能够提供给自己发声的出路。从那以后,只要有秉持客观公正态度的记者想要采访他,若他有时间,基本上都会以坦诚相待的方式接受采访。
做男性,谈恋爱
C先生是跨性别男性,他在出生落地世间的那一刻,就被“有没有阳具”的标准判定为女性,但是,在他的意识里面,他从来就是一个男性。小时候很多小孩会去问妈妈,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C先生问的是:“为什么我不能站着尿尿?”当看见男孩站着尿尿时,他心生羡慕。
到了初中,身体开始发育,很多女生已经开始穿胸罩,C先生不喜欢胸罩,他后来去市场上买了绷带,别人用来收肚子,C先生用它来收胸,C先生觉得穿着绷带才比较舒服,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束胸。
在大多数对跨性别的定义中,有一个普遍上更容易被人接受和理解的定义为: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以生殖器官判定),而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的人(以Facebook上的性别为例,世界上共有56种性别,C先生属于Trans Male—跨性男。)。
以前他无法分辨同性恋和跨性别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也扪心自问过自己到底是男还是女,为什么他身体的性别不能代表他想成为的那个人?他也曾经尝试稍微女性化的装扮,到最后他还是不喜欢那种有女性化气质的表达方式。C先生不能接受以单纯的“男”“女”这两个极端来进行性别划分,因为“这个时期,总有一些东西会提醒我,我不属于任何一个边。”为此,他在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群体中曾遭遇被拒绝入群的尴尬。
多年以前,不懂、身份证性别为女、喜欢女性......这些信息全都指向那个时候他所理解的同性恋。直到09年接触到跨性别这个概念后,他才开始去深入探索自己的性别,到底是不是身体就决定了一切?
2010年到2012年是他的探索期和迷茫期。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参加一些学习活动,2012年,他全面了解了关于跨性别者概念的相关知识后,隐藏在他心里的世界大门被打开了,从那个时候起,他真正开始意识到原来他是个跨性别者,而不是同性恋。
找到属于自己的性别标签,相当于找到了社会定位,只不过,外在形象塑造之路并不好走。他曾把额头前面的毛发剃得很短,后面留了个小辫子,他希望给别人塑造一个“前面帅哥、后面美女”的形象,他渴望通过这种“不男不女”的方式,去尝试一下他是否也能像“她”一样去生活。结果,当别人在议论他不男不女的时,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总有“女”字在里面,他并不想做一个女性。
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他选择了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在外形上,把后面头发剃了,穿着男装。在看不见的观念维度上,他也做了一个决定:我是一个男的,希望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去喜欢一个女人。现在,他做到了。
C先生的女朋友叫Justine,比C先生大三岁,近五年来在北京一个家媒体工作,月薪一万多元。
“你现在在贵阳有工作吗?”我问她。
“还没有。”
“那你为什么会放弃高薪到贵阳来和C先生做这份工作呢?”我继续问。
“我那份工作有很多人都可以做,我不做了,其他人可以补上,但是在贵阳做LGBT群体工作,就不一样。”她继续解释,现在这份工作能够让她更能感受到存在的价值。
Justine很早就以同性恋的身份向她爸妈出柜了,前前后后确定了几任情侣关系,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分开了,直到在《错位:亚洲跨性别者》这部纪录片在北京首映礼上遇到C先生。C先生是该纪录片贵阳主演,那时候,她并不知道,C先生是“国首起跨性别就业歧视案”的核心人物。
在以前,C先生还没有认清自己的性别身份前,他也以同性恋的身份谈过几段感情,有过好几任女朋友,她们都把他看成是“T”(女同性恋关系中偏男性化的一方),他与这几任女朋友分手的原因各不相同,或是“因为要结婚才分的手”,或是因为对方背叛,或是因为其他。C先生曾经有一位关系稳定的前女友,在纪录片《错位》中出现过,即便他们感情很好,也得到了父母认可,但随着C先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她越来越不喜欢C先生成为舆论的焦点,“她受不了社会的压力,想过一个安静的生活,以及一个正常异性恋的生活”。最终他们还是割舍了这份感情。
留了联系方式后,Justine开始和C先生聊关于跨性别者各种问题。Justine还记得,C先生问她知不知道跨性别,她说知道,就是“性别认知障碍”。她的回答让C先生颇为震惊,医学界经常使用性别焦虑或性别认同障碍来解释跨性别者,“她是第一个跟我说知道跨性别者的人”,这让C先生觉得“她很特别”。
Justine的特别还体现在与C先生的前任不一样,她大方地接受拍照,欣然地接受媒体的采访。辞职之后,她很快投入到对贵州黔程工作组(贵州唯一LGT社群公益组织)的工作中,用她的工作经验去帮助这个草根组织更加规范地运作。在他们最近出席的活动中,她以跨性别伴侣的身份,和C先生到全国各地去做跨性别主题的宣讲。
疼痛无比,却未曾停歇
“不男不女”是一个夹杂着嘲讽情绪的伦理代号,远不足以呈现出一个真实的C先生。在熟悉的人眼中,他是一个灵魂放错身体的“爷儿”,C先生是贵州黔程工作组的负责人,在一次工作组的内部会议上,我看到了他大男子主义、严谨、缜密的一面。
在能够塞满20人左右的会议室里,留着小胡须的C先生站在白板前写着贵州黔程工作组5月份的活动安排,会议马上开始,介绍完了相关事宜,每一个活动负责人开始上台陈述自己负责的项目的进展情况。
“你的活动方案呢?”他向工作组的一位项目负责人发问。
“还没做好......”那位负责人说出来后,头往下低,略有些惭愧。
“你负责的这个项目就在下个月,你要准备好,活动方案我这里有模板......”C先生抢在那位负责人介绍完活动概况后的时间里,详细介绍了活动方案要写的所有内容,他对活动方案的要求极高,会细化到当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所有可能导致活动不能够正常办下去的原因,包括参加人数。与此对应的是多套预案。
“这么多预案我们用得着吗?”在座的一位组员提出质疑。
“我们这次活动用不着,不代表下次用不着。”C先生的语气有些强硬,他的这番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他曾经参加过一次LGBT群体交流活动,过程中被某些力量干扰,导致那个活动被迫暂停,从他的经验出发,所有的预案都是最基本的行为保障,至少能够让他自己心里感到圆满,也是因为过往的经历,让他变得更加成熟和小心谨慎。那次会议上,他也表明了准备多个预案的另一个原因,“预案能够体现我们的态度,要让赞助方明白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而不是我们让他们给我们做什么。”
很多标签符号已经成为他人生处世的基调。对责任,对爱情,他都展现出了一个男性该有的姿态,很多人对他目前的状态心生羡慕,但能够模仿他“隆重”出柜的人,却至今没有出现过。
“自我认同和自我外在形象确定了之后,你上厕所是去哪边呢?”我问他。
“肯定是男厕啊,现在的公共厕所都有隔间。如果以我现在的形象去女生那边的话,估计意见会更大。”C先生一直都在以男性的方式生活,小时候穿中性化的运动装,激素长胡子,去菜馆做掌勺厨师,和朋友们在一起不勾肩搭背。
“既然这样,你想不想做手术呢?”C先生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案:“非常想做手术,对手术的期待大于恐惧。”我继续问,“想要自己的孩子吗?”他看了看坐在他身边的女朋友,“不要,我女朋友不想要,我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
他曾希望可以通过做手术隐藏他之前所有的东西,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生活,去找一个他喜欢的人结婚,过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的生活。但是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了,现在他已经成了成了公众人物,他的每一个重大决定早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
在世俗眼里,C先生是一个生活在阳光背后的人,他没有与传统道德对抗的资本,更没有享受阳光的权利,事实上,他从来都是生而平等的人类,他明白对抗的意义,他也明白战斗的价值。现在,C先生的个人欲求与坚硬的现实还在发生碰撞,纵然疼痛无比,他却未曾想过停歇。
文中C先生、Justine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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