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进口被叫停，中国可回收固废加工行业面临转型

【财新网】（记者 葛明宁）7月21日，环境保护部对外确认将于今年年底开始禁止进口24中固体废物.不少企业与个人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新三板企业正在陆续发布公告。多家固废再利用企业表示，今后将加大在国内对固体废物的回收力度；亦有公司表示，未来将把一部分分拆电子垃圾的环节转移至海外，以降低行业政策对其业务的负面影响。

8月22日，环保部部长李干杰在座谈会上强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涉及面宽，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从目前固体废物进口形势看，要确保固体废物进口量同比下降，压力仍然很大，形势不容乐观。

李干杰表示，从环保部开展的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情况看，企业违法比例高达60%。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务必高度重视，加强协调配合，狠抓任务落实。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与住房城乡建设部3月联合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立下新的“军令状”：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相关的国内企业能否熬过这一过程，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遭人嫌弃的固废加工业

公益组织“北京零废弃”研究员陈立雯对财新记者表示，国内的废塑料处理企业多数仍是中小企业。固体废弃物加工的前提是经过分拣，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此后的切片、造粒，可能转移至其他企业。

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杜欢政则对财新记者表示，据他观察，废塑料加工业对于中国宣布紧急停止进口的感受是，“既惊讶又不惊讶”。

自从“绿篱行动”以来，社会舆论与官方政策对固废加工行业的态度都很不友好。据杜欢政归纳，原因一是进口的生活源废塑料往往是水瓶、牛奶瓶，再利用前需要清洗，小作坊并没有废水处理设施；二是在国外从生活垃圾中分拣出的可回收废弃物不免掺入其他东西，经过运输到达中国港口时，“气味不好”，有时夹带其他垃圾甚至危险废弃物，产生了一批负面新闻。

2011年，河北省废塑料小作坊一大聚集地——文安县的小作坊基本不在工业园区内。曾有媒体随NGO在文安县调查发现，清洗废塑料需要用上火碱和硫酸。当地没有每天开工的污水处理厂，90%以上的清洗用水直接排入了水沟河流或田地。

文安县后开展针对废塑料加工业的专项整治行动。当地人士对财新记者说，小作坊目前在文安县已经难以立足，有些搬去了北京周边等管得不严的地方。

2013年2月至11月，全国海关对进口固体废物行为展开“绿篱行动”，据海关系统计算，在此期间，全国海关共立案查处走私废物案件220起，查证各类走私废物97.63万吨，其中“洋垃圾”5.88万吨。

虽然中国对WTO发出通知是在7月，相关的工作从今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陈立雯对财新记者表示，今年3、4月份以后，固体废物的进口关税抬高，部分地区开始回收产业基地所使用的土地，一些企业开始观望。

即使废塑料加工业改善自身的排污处理设备，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进口固体废物的合理性。“北京零废弃”发起人毛达对财新记者说，全球化分工太极端了，有些地方只是生产、有些地方只是消费；本地固废由本地处理，阻力最小、环境风险也最小。

谈及固废加工行业的污染控制问题，毛达说，不仅是废水、废气的排放，几乎没有加工企业能做好工人保护的工作。如果企业真有底气，就应该把自己放在政府严格的监督和公众监督下，这样才能获得公益组织的支持。

政策环境不佳，或走出国门

陈立雯说，“绿篱行动”引发了欧美升级当地的垃圾分拣体系。在中国新的行业政策之下，无论继续出口中国，还是转而在本地处理，都要求可回收废物更加清洁。

由于长期出口中国，美国西海岸已经没有完整的回收产业链。无法出口中国的垃圾一些去了东南亚，一些留在了美国本土的垃圾填埋场。

即使已经历过2013年的“绿篱行动”，中国提交给WTO的通知仍然引起了欧美出口固废企业的紧张情绪。通知内容被公开的次日，欧盟一家行业协会，欧洲废料循环协会（Bureau of International Recycling，BIR）发文表示，中国此举会严重影响国际循环经济体系，进而影响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

BIR文章列出数据，2016年，中国进口730万吨废塑料，与2700万吨再生纸原料；再生纸原料的25%到30%是未经分拣的废纸。BIR认为，中国的新政策将使大多数原本计划出口中国的废纸无法得到重新利用。

多名专家向财新记者证实，比较可回收利用的本地垃圾与“洋垃圾”，“洋垃圾”的质量更好、更少污染；一般而言，价格更贵。杜欢政说，业内对于重新放开生活源废塑料的进口不再抱以希望。

杜欢政认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尚未结束，废塑料加工业的存在是合理的：目前，中国仍有大量的塑料制成品出口至海外，这些制成品以固体废物的形式返回中国，才能形成再生资源循环。否则，中国只能消耗更多本土的自然资源。

他举例说，废弃物加工业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从制造业发达的日本转移至台湾，再转移到广东南海、顺德一带，后来到浙江台州、再到北方。废弃物加工业的转移与制造业同步。

杜欢政表示，成规模的企业已经做好了污染控制工作，却受到了不规范小作坊的拖累。一些知名企业已经搬去、或正在计划搬去东南亚国家。

国内垃圾上收前景未定

发改委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到2020年底形成可推广的垃圾分类模式。杜欢政则表示，今年以来，物料的价格出现明显抬高；虽然搭建生活垃圾分拣体系的要求被再次提出，近期无法满足固废加工行业出现的原料缺口。

陈立雯则告诉财新记者，近期受到北京控人政策的影响，北京开始大量关停回收市场，原有的拾荒群体正在消失。加上原有的加工企业也在消失，那么实际搭建国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就很困难。

靠个人单打独斗的拾荒群体长期面临争议。一方面，拾荒者“火眼金睛”，干个体户的经验让他们分拣垃圾的能力极高；另一方面，曾有垃圾分拣企业高管对财新记者说，个体户上收的可回收固废来历不可控制，存在安全风险。

2020年底以后，又会发生什么？杜欢政对财新记者表示，国内的拾荒者只挑拣那些不依赖政府补贴也能制造利润的可回收废弃物，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杜欢政建议，尽量统一生活垃圾源头的分拣体系，对一些利润微薄的可回收废弃物项目提供补贴，这样才能达到垃圾“减量”的效果。

前述垃圾分拣企业高管则告诉财新记者，如果建统一的分拣中心，那么为了节省运费，势必建在相对市中心的位置；如果依赖专业的分拣人员、再给居民按可回收垃圾数量提供补贴，那么破费不赀。他不信任普通居民和环卫工人的积极性和专业能力。

陈立雯说，回收废塑料的代价实际低于开采原生石油。而如何本地消化生活垃圾，是一个无法依靠禁止“洋垃圾”进口而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困难亟待解决：一是如何做到源头的清洁回收，如果在源头能够相对清洁地回收，再生过程中的污水处理不会那么困难；一时如何尽量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一次性塑料收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