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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别离

2017-09-15 来源: 每日人物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这是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50强作品的第46篇。

以下为作者原文,未做任何改动。

2017年6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友小学关闭。这所成立了近二十年的民工子弟学校,正式成为过去式。

文|潘紫薇

上海科技大学

一次离别

2017年6月26日,是康桥工友小学返校的日子。

三(1)班班主任王国强像往常一样,在班里挨个下发学生的期末成绩单和暑假作业。叮嘱了暑期注意事项之后,他大手一挥:“大家可以回家了”。话音刚落,孩子们就一窝蜂地涌了出去。即将迎接他们的是足足两个月的假期,意味着肆无忌惮玩手机游戏、看动画片的日子终于到来。看着孩子们雀跃的身影,王国强突然意识到,这是他在康桥工友小学带班的第一个暑假,也是最后一个。

一次别离 - 1

康桥工友小学校园环境。图 / 潘紫薇

副校长段凌站在窗边。他的办公室在教学楼二楼,从窗口望出去,整个操场和校门口的状况可以一收眼底。眼瞅着学生差不多走完了,他才从窗边踱回屋内,拉开办公桌下面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亲手交给了在沙发上喝茶的拆迁队队长。

因为处在南汇生态专项建设工程的施工范围内,这所学校即将拆迁。6月26日是学校返校的日子,也是双方商定的学校运营的最后一天。

今天过后,这所创办了近二十年的民办学校正式解散。学校将被征地改造,成为南汇生态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周边居民提供休闲游憩的好去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友小学正式成为历史。

工友小学的身世

上世纪九十年代,安徽六安的高友成还忙着在安徽与上海之间跑长途汽车。两年时间里,他发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就在上海。但因为子女找不到学校,这些年轻人只好把孩子留在家中由长辈亲戚照看,只有过年才能回家团圆。“孩子在这边读书找不到学校,要有个学校多好”,两年里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高友成意识到,随着打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打工人口的年轻化,外来务工人员对学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于是,1996年,高友成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康桥镇沿北村村部里租了几间民房,开办了一所简易的小学。

事实证明,高友成的嗅觉是对的。1997年上海市公安局流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全市有237万外流流入人口,其中,15岁及以下的少年儿童就有19万多人。高友成的学校赶上了这波流动人口的大潮,来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简易校舍很快就满了。有一天,他接送学生时意外发现了附近有个校园,空荡荡的,没有学生,只有一对看门的老夫妻。他觉得奇怪,上前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之前的公立小学留下的校舍,因为搬了新校园所以荒废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能不能租给我?”高友成开始往本地政府跑手续,盘算着把废弃的校舍租下来。

1998年秋,上海市教委与市公安局联合颁布了《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办法指出,采取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经批准符合办学条件的民工子弟学校为辅的各种形式,妥善解决符合条件的外来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并对流动儿童少年入学的基本条件、民工子女学校的申办标准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几乎是同时,高友成拿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将学校迁到了校舍所在的沿北村384号,正式成立了康桥工友小学。

几年时间里,高友成开办的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他在南面校园围墙下新修了两层楼的教室,又在原有校舍北面加盖了一层平房。学校初期的生源以康桥地区为主,后来扩大到附近的北蔡、孙桥、周浦地区。2002年,学校增设了初中部,形成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完整的教育体系。因为工资颇为优厚,高友成老家的不少老师也慕名而来,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副校长的段凌。

1998年-2008年,是以康桥工友小学为代表的打工子弟学校的黄金十年。段凌对此深有体会:“06年07年我们学校能有1200来人。小学有十五六个班,初中有三个班。”

2008年,上海市启动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计划规定,凡能提供父母的农民身份证明、在沪居住证明或就业证明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均可在上海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同年,上海市教委印发《关于2008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完成60所农民工子女小学办学设施改造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的实施意见》(后文简称“纳民”),将现有符合基本办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小学纳入民办教育管理,并对就读民办小学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实施免交学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等政策。同时,将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受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比例提高到60%。

“纳民”行动被视为是上海民办教育史的重要转折点。“纳民”之后,由政府按照学生人头拨给学校生均义务教育经费,并由教育局从生均经费中直接拨款并发放教师工资。同时,政府还投入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配备标准图书室、增配体育运动器材,以达到正常的办学标准。以康桥工友小学为例,“纳民”之后政府对学校进行了整改翻新,将所有的铁窗户更换成了塑钢,并在教室铺设了地板砖。但由于“2008学年起,原有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不得招收初中起始年级的学生”,康桥工友小学也关闭了初中部。

“纳民”行动后,民办学校由决策者变成了执行者。段凌认为,“纳民”促进了学校的规范化管理。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迅速适应角色的转变。对此,在小学担任门卫兼保安的黄中有自己的看法:“‘纳民’之前钱直接交给我们老板,他来负责这个钱怎么花。‘纳民’之后就是个托管,只负责执行。所有的东西都要按那套教育局的标准来,教育局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老板讲的就不算了。”虽然是同乡,黄中却喜欢用“我们老板”来称呼高友成。在他看来,“纳民”之后学校由政府主导,在部分事情上学校缺少自主权。

黄中特意提到了学校食堂的自主权问题。他告诉我,“纳民”之前,学校的食堂是自主开办的,按照每生每学期150元的标准收取生活费,食谱和采买都自主决定。“纳民”之后,出于食品卫生和规范化操作等考虑,教育局将学校食堂统一外包,按照每生每学期6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虽然补贴额度上升了,学生的伙食却没有以前好了。“孩子现在天天吃什么?鱼丸,面筋,百叶包,热狗肠,都没什么荤的,偶尔有鸭片腿就不得了。”说到这里,黄中有些难过。他还透露,学校曾经按照外包食堂的食谱去购买食材,却发现各项费用的花费要低于外包食堂给出的每日预算。校长曾试图向教育局反应,苦于没有实际的证据,还是放弃了。最终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纳民”之后,官方数据显示,上海47万多名适龄农民工子女中,有70%的可以进入公立小学。但事实上,由于公立小学名额有限,优先满足户籍学生的入学要求,留给外来务工人员同住子女的名额十分紧张,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小学难度较大,大部分仍选择在康桥工友小学这类民办学校就读。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及同住子女人数在大幅增加,远远超出了能够提供的学位数量。上海市教委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上海市外来人口数量达到953.5万人,占比40%。而2012年随迁子女占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比例45%,达到53.8万人。

数据显示,2008至2010年,上海市教委关闭了约200所不符合办学要求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审批通过了162所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民办小学,并通过委托民办小学为农民工同住子女提供约13万个免费教育的学位。总体来说,上海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并一度成为其他城市学习的对象。

情况在2013年急转直下。

2013年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出台规定,申请在上海进行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其父母一方有居住证,或者持有连续3年灵活就业登记及满3年的临时居住证。随后,政策又对随迁子女的入学年龄、居住证和有效年限等进行了调整。最新的入学规定显示,2017年,进城务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需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须持有效期内《上海市临时居住证》,父母一方须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满3年(从首次发证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且连续3年(从首次登记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

政策调整后,虽然随迁子女人数依然庞大,但是有条件就读的随迁子女大幅减少,不少民办小学出现了“招生难”的现象。《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1亿人。截至2014年底,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为79.5%,仍有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2年的上海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在籍人数为13.6万人。2015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了9.8万人。

康桥工友小学从鼎盛时期的1200人骤减到现在的318人,2016年入学的一年级只有一个班级,早年修建的两层教学楼都闲置了。生源减少使得教育局的经费拨款减少,再扣除教师工资、维修费、书本费等费用,之前能维持收支平衡的康桥工友小学已经陷入了亏损状态。2016年,一条小学即将被征地拆迁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学校岌岌可危。

时间进行到2017年。春季学校开始后,学校正式收到通知,康桥工友小学将在学期结束后拆迁,学生将被分配到就近的公立小学或初中。消息下来了,段凌反而长嘘了一口气:“就算没有拆迁,我们可能过一两年也会关停。”

段凌告诉我,1998年迁至现在校址时,高友成曾经有机会买下这所工友小学,但30万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但机会错过了就不再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可能都是注定”。

“来了之后才知道学校要拆迁”

“来了之后才知道学校要拆迁,都已经过来了,那没办法,我就说把学期带完好了呀,不带完的话又没老师了。”王国强撇撇嘴,“拆就拆了呗,那能怎么办,能说不要拆吗?”

王国强是康桥工友小学三(1)班的班主任,兼任一年级和三年级共计两个班的数学老师。2017年2月,他入职康桥工友小学,没多久就从老师们的闲聊中得知,康桥工友小学可能要面临拆迁。他起初不太相信,后来学校给教职工开会,正式通知了学校的关闭时间。王国强傻眼了。

和段凌、黄中一样,王国强也是安徽人。2013年,他从淮北师范大学毕业,在镇上的中学呆了一年,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来投靠在上海工作的同学。来康桥工友小学之前,王国强在培训机构教数学。他发现,培训机构里鲜有超过三十五岁的老师,除非拿到月薪两三万,大部分人做了一两年就离职了:“是给别人打工的呀,要看人家脸色。强度也大”。王国强就起了跳槽的心思,在网上看到了康桥工友小学的招聘信息,随手投了简历,没想到一投就中。“之前的老师估计是因为学校要拆了就跳槽去南京了,我就来代替了。”

因为是民办学校,康桥工友小学只能提供非编制性岗位。随着招生政策的不断收紧,康桥工友小学的办学规模不断萎缩。到王国强来校时,全校只有314名学生和连同他在内的14名专职教师。算上基本工资和课时费,王国强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工资只有3000出头:“没钱的呀,主要是房租和吃喝,玩乐都没有。”为了增加收入,他还会做家教、电话推销等兼职工作。在上海,这样的薪水实在有些捉襟见肘,更别说存钱了。

这一点也得到了段凌的证实。2008年“纳民”之后,民办学校的教师待遇有所提高,学校还代为缴纳社会保险。但随着2013年的政策调整,康桥工友小学的生源减少,学校的教师待遇和几年前相比差了不少。虽然生均经费不断上调,从2008年的每年每生1000元提高到了2016年的每年每生6000元,康桥工友小学还把教师工资上调为生均经费的77%(上海市教委规定至少为65%),但由于生源基数变小,教师工资已经很久没有增长了。

“原先工资高的时候老师都不敢办补习班,因为是明令禁止的。现在工资低了,老师办补习班,老板也没办法说什么。”黄中透露,因为待遇偏低,有老师通过私下补课以补贴家用,“这样一搞呢,老师对成绩差的孩子就更不负什么责任了。”

教师离职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校的拆迁。段凌介绍,康桥工友小学所在的浦东新区第四教育署在2008年左右13所民办学校,而因为城市规划、征地等因素,如今的民办学校只剩下了五、六所。康桥工友小学所在地隶属于南汇生态园,因为南汇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需要,几年前学校就收到了征地文件。笔者查询到,早在2007年,南汇规划网对南汇生态专项建设工程的草案进行了公示。但由于工程进度等原因,此后几年建设推进相对缓慢,学校的拆迁时间也一直没有确定。但在2017年初,上海市浦东新区加快了工程步伐,提出在年内完成南汇生态专项工程NC地块的建设,而康桥工友小学就在其中。于是,2017年2月,差不多是和王国强入职一个时间,康桥工友小学被告知,学校将在这学期结束后拆迁解散,退腾用作绿化建设,而在读学生将根据居住地就近分配到附近的中小学,而老师只能自谋出路。有老师去其他民办学校或教育机构教书,但更多的是返回家乡教书。王国强感慨:“如果能在上海买得起房子的话,能定居下来肯定是好的,不然若干年之后肯定还是要回老家了的,对吧。我们都说,你要想发财,就不要做老师,要想过得好,就不要嫁老师。”

“纳民”之后,康桥工友小学经费的全部来源于政府拨给的生均经费,学生数量的萎缩不仅导致教师待遇下降,也迫使学校压缩维修费、硬件设备等专项经费,学校的运营受到了严重影响。2008年前后,学校利用政府拨款和企业捐助建立了综合图书室、劳技室以改善教学环境,并为每个班配备了电脑、投影仪和饮水机。但由于课程设计与多媒体教学的互动有限,大部分教学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只有在活动课的时候才会使用。综合图书室也处于上锁状态,鲜少对孩子开放。

2015年前后,公益项目“苗苗阅读”与康桥工友小学合作,利用学校图书和多媒体资源,组织志愿者进行图书导读活动。但由于部分班级的投影仪年代较久,经费有限又无法及时维修换新,授课只能通过全班传阅图书的方式进行。每周一次的课程不过短短两个小时,但这已经是学校为学生提供的为数不多的活动课之一。

一次别离 - 2

孩子在导读课上绘制自己的理想。图 /潘紫薇

活动课的开展可以依赖志愿活动,但是劳技、音乐等课程由于师资缺乏,早已在课程表上消失。教育局要求的“全面落实课程实施计划,开齐开足课程”更像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在学校已经任教8年的五年级语文老师许绍东回忆,几年前学校还有老师教授音乐课程,这从办公室黑板上残留的乐谱上可见一斑。后来教师离职,课程也停止了。“现在一个老师要教好几个班,有的还要教体育课”。这个不过三千多平方米的学校所拥有的全部体育场馆,不过是一个露天的水泥地的篮球场,四个篮球架里有三个都已经变得破损而无法使用。篮球场旁边的闲置教室里,横七竖八地堆着几架电子琴、古筝,但无一例外都蒙了灰。“门卫黄中也感慨:“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孩子们唱歌了。”

乡关何处

“我不想回老家。”8岁的彭小杰一说起回家,眉头立马皱了起来。

下午三点钟,康桥工友小学的放学铃声准时响起,二(2)班的孩子们都一窝疯地抓起书包,冲向教室外面等着的爸爸妈妈的怀抱。彭小杰却是例外,他坐在教室第一排靠近门的位置,噘着嘴看着每个同学从他面前经过。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他才从自己的抽屉里掏出上午藏进去的连环画册,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为了学生安全,学校规定学生需要在家长陪同下才能离开学校。彭小杰的母亲下班晚,下午5点钟才会来接他放学。这天,她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彭小杰要回老家参加期末考试。

2013年后,上海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不断提高,由于无法达到入学条件,部分学生只能以借读生的身份就读。虽然上海市从2009年开始取消了外省市学生借读费,但由于借读生学籍仍在老家,不属于“纳民”后生均经费补贴的范围,仍需正常缴纳学费,加上生活费、活动费等费用,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彭小杰口中的老家在遥远的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二姐在康桥工友小学读五年级,大姐在康桥中学念初中。因为学籍问题,彭小杰的父母打算让他这学期提前回家参加当地的期末考试。但这引起了彭小杰极大的不满。

“家里脏兮兮的。大家都不穿袜子。”说起家乡,彭小杰有些嫌弃。这个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去的故乡在他眼里并不美好。“上学期期末我就回去了,考得不好。”

“家里面人教版和这边沪教版的教材不一样的呀。如果一年级就在家上无所谓,那如果说你这个从三四年级再回去的话,影响很大的。”王国强表示,由于教材存在差异,很多学生转回原籍后并不能实现无缝对接。

和彭小杰相比,比他大一岁的刘乐乐似乎要幸运一些。2012年,刘乐乐一家从江苏盐城来到上海,父亲刘宇在康桥附近的一家工厂从事制造业相关的工作,并赶在刘乐乐上小学前办齐了居住证,一直把孩子留在身边:“小孩子嘛,总归是觉得靠着爸爸妈妈比较好一点,想着爸妈在哪儿就在哪。我们本来也打算让他在老家上学,他听了就有点不太高兴了,觉得要跟爸爸妈妈要分开。因为他从小就是我们自己带到大的。”刘宇表示,因为自己的孩子还小,对于升学政策没有仔细研究,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留在上海念初中甚至高中。而且家里新添了一个小儿子,所以暂时没有离开上海的打算。但他也表示了自己的隐忧:“这一两年,上海的情况也不怎么好了。因为城市规划,好多厂要搬迁了,只能走一步说一步。”

如果不是因为拆迁,康桥工友小学的学生大概并没有多少机会直接进入附近的公办学校读书。“在公立小学读书,教育质量高一些。”来自上海科技大学大二的高般若是康桥工友小学的导读课志愿者,在她看来,工友小学的拆迁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康桥工友小学的民办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如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是不争的事实。《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的一项标准化考试成绩差异数据显示,民办学校流动儿童语文平均成绩为55.9分,比公办学校流动儿童少了10.5分。除了教学质量,高般若还提到了眼界的重要性。这个暑假,她参与了学校组织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社会实践活动。她明显地感受到,康桥工友小学的孩子的眼界和大山里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不管将来能不能在这里考试,他们的眼界会变开阔的。孩子们对未来有自己的想法,很多样的。这是我很佩服的。”

王国强对入读公立小学持不同态度。在他看来,康桥工友小学的生源质量并不算好,他笑称,“民工学校嘛,名字已经暴露了它的本质”。学生的学习情况、自控能力等表现都比同龄人差很多。另一方面,学生的家庭背景较差,父母忙于工作,无法给予孩子充分的关注度。“家长都不操心小孩教育的,就感觉把小孩子送到学校里,啥也不问问就完了。好多父母没时间管小孩,就往屋里一关,拿个iPad啊手机啊给他玩。这两年又放开二胎,那小宝宝是最重要的,爸爸妈妈的精力更照顾不到他了。”与此同时,王国强还提到了融入感的问题。他认为,民工学校的学生在衣着打扮、生活习惯等方面会和本地学生差很多,进入新学校后很容易被排挤。各个因素累积在一起,学生很容易产生自卑等负面情绪,“一自卑就会寻找别的出路,玩游戏啊听广播啊,注意力就到别的方面去了”。王国强觉得,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他认为,孩子还是在适合自己的学校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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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活动。图 /潘紫薇

但王国强笑称,自己的忧虑有时显得多余,毕竟留在上海读初中的农民工子女是少数。由于达不到在上海参加中考所需的120分积分,大部分学生会选择在升入初中时离开上海,返回原籍就读。段凌回忆,康桥工友小学毕业了这么多届学生,还没有听过有哪个学生顺利地留在上海参加中考:“大多数就回去上封闭寄宿的初中,不然父母就得跟着回去,不然家长不在身边管不住。”黄中也说:“我们老板这么有钱,他的孙子也一样初二回老家读书”。

2017年是黄中在康桥工友小学的第十三个年。他还记得,十三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他带着母亲从安徽老家出发,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来到康桥工友小学投奔儿子。他的儿子和高友成的儿子是同学,初中毕业就一起出来闯荡江湖,帮高友成一起办学校。十三年里,黄中一直住在学校北边的平房里,见证了儿子结婚、孙子出生,却从未想过会有一天,还要和这所小学告别。但每个人都只能摇摇头,说一句:“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从地图上看,康桥工友小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点,要用最大的比例尺寸才能看到。但网友记得她:“感谢母校。你让我在小的时候,有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我刚来那会儿在南面围墙下种了一排树,小孩子一压就到了,现在都这么高,这么粗了。“采访快结束时,黄中突然讲了这么一句话。他叹了口气,随后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应采访者要求以及保护儿童私隐,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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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起,50强作品在“每日人物”微信公众号上推送展示,统一按照作品提交顺序发布,每天发布2部。72小时后,计算单篇文章点赞数总和。微信评选期间,评审组对50强作品进行交叉打分,得出单篇文章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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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办方将实时监测点赞数据,坚决杜绝刷票现象。“清博大数据”独家提供全程数据监控支持,一旦发现有刷数据行为,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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