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源头追索：检点乌托邦

2017-11-07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原文链接评论0条

撰文：李宗陶

摄影：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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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并给社会民主工党中占据多数（俄语称“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控制的苏维埃赋予了权力，紧接着开始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东方历史评论和各位读者一起回顾革命源头，探讨革命对其后的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张泛黄的纸片陈列在橱窗里，被细光照着，愈发古旧――1887年，列宁的中学毕业成绩单：

宗教律法，全5分；俄语和斯拉夫语，全5分；逻辑学，4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历史、地理，全5分；物理和地理数学、德语、法语，5分。

今年6月16日，我在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的列宁博物馆里泡着，听导览员伊琳娜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列宁原名）家的往事。

1869年，这一家搬到此地，翌年，列宁出生。列宁的父亲是沙俄时期的省级教育官员，创办过许多学校，是教育家，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每到礼拜天下午，这家经常传出的，是孩子们诵读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的声音。高中时，列宁的班主任寄望他成为哲学家或拉丁文学者，他最终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然而，列宁对拉丁文和经典的挚爱从未淡去，他读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奥维德、贺拉斯、尤维纳利斯的原文，读罗马元老院的演说，在20多年流放生涯里，如饥似渴读歌德，一读再读《浮士德》。

几天前，我在圣彼得堡芬兰车站前的列宁广场上蹓跶，望望立在象征装甲车基座上的列宁雕像（斜角某度指向远方的经典姿势；俏皮的年轻人告诉你，不，他不是在空中打车），默想一百年前的4月16日深夜，一列蒸汽式火车呜鸣着进站（车站里陈列着编号293的火车头，是列宁7月逃向芬兰的那列车而不是当晚的，摆在那里代享殊荣）。从斯德哥尔摩上车的32个人（其中有一个孩子），加上中途上车的一些布尔什维克，经过8天其实并没有被铅封住车厢的旅程，抵达革命风暴的中心。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最后一篇里这样描述：“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颗炮弹比这趟列车射得更远、更能决定命运的了。”

列宁曾预想，一踏上月台就会被送进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可眼前却是大捧到快要遮住他的花束，热泪盈眶的同志们，水兵们奏响的《马赛曲》，还有广场上热切守候着他的纺织工人、金属工人、士兵和农民……气候变了。被抬到装甲车上发表完激动人心的即兴演讲，列宁潜入维堡区姐姐和姐夫家，母亲和妹妹也在。姐姐安娜的养子已在舅舅和舅妈的床头贴好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彼得-保罗要塞晒日光浴的人。暗面是从前的监狱。

1905年10月25日，15岁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圣彼得堡大街上遭遇了哥萨克巡逻队马鞭的袭击，后来被他逼真地写进了《日瓦戈医生》里。这是20世纪俄国的第一次革命。

1917年3月8日（儒略历2月23日），一个明媚的冬日，人群汹涌着穿过瓦西里岛向市中心进发。7岁半的以赛亚·伯林被大人关照呆在屋里，而他们自己都挤到窗边，争看那些用木板做的大标语牌：“要土地要自由”、“权利归于杜马”、“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小伯林听到用俄语歌唱的《马赛曲》。

这就是二月革命。七天后的3月15日，沙皇签署了退位诏书，统治长达304年的沙俄帝国被推翻。临时政府的总理是克伦斯基，列宁读小学时校长的儿子，搬进冬宫办公，墙上挂满名画。革命者当然嗅到了历史转捩点的气息，列宁和他长期流亡的同志们，纷纷从苏黎世、斯德哥尔摩、纽约、伦敦、巴黎潜回俄罗斯，六个多月后的11月7日（儒略历10月23日），一场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起义爆发了。那些吵吵闹闹的苏维埃会议（完全不是后来苏共会议上经常出现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似无若有的闷炮、每隔几天冒出来的新律法、被插到旧帝国铸铁雕像手中的一面面大红旗……被亲历这场革命的美国左翼记者约翰·里德记在《震撼世界的十天》里。

托洛茨基说，“一个胜利而稳定的无产阶级暴动，一切不可缺少条件之会合，自有历史至今仅见一次：1917年十月，在俄罗斯。”

在它之后，1918年的德奥革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1919年的意大利革命，1923年的德国危机，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1931年的西班牙革命――都循此路行进。此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令资本主义世界不再安宁。冷战就此开启。

十月革命是伴随一战发生的重大事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了。它的巨大规模，它史无前例的激进性，它引领的一个独特的政治世代及其持久影响，激荡百年。

百年后的这个6月，我在圣彼得堡慢慢寻访革命的留痕，如意料之中的，不那么容易。我所依据的，是列宁、托洛茨基、克伦斯基、高尔基的第一手回忆，约翰·里德的亲历记述（即使亲历，也有重要错漏――据托洛茨基），尤里·普列汉诺夫、罗莎·卢森堡、马克斯·韦伯、以塞亚·伯林、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托尼·朱特、梅格纳德·德赛的述评，瞿秋白、罗曼·罗兰、纪德、本雅明、约翰·斯坦贝克、埃德蒙·威尔逊各有专注的游记，以及一群俄罗斯青年去年搭建的了不起的网站“1917自由历史”。

然而终究，一百年过去了。

圣彼得堡大街上多见举着手机打电话的人，萎在大厦一角抽烟的人，还有通往地下铁深长电梯上沉默不语也不笑的人――那是从前修建的防空洞。过客浮光掠影，所见大抵如此。只是，这姿势和形象在逗留期间反复强化：打电话，抽烟，抽烟，打电话，不笑不语……一座隐隐不安的现代之城。

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前面的沙滩上，半裸着肤色耀白的男女。阿芙乐尔号簇新着泊在浅滩，进入各种镜头，它去年刚被拉到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大修过。美丽的新娘就在近旁捧花，面对婚纱摄影师，笑出人生巅峰一刻。麻雀鸽子们，在彼得大帝、列宁、朱可夫将军、普希金、托尔斯泰的雕像上飞飞停停，偶尔，啄他们的脑袋。

斯莫尔尼学院，也叫斯莫尔尼宫，1917年的苏维埃堡垒、十月起义的司令部，如今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一条工整笔直的大道通向那里，右边是马克思雕像，左边是恩格斯，三层楼前站着列宁（真想替他按下老举着的胳膊）。杜马大楼就在从前的塔楼附近，现在是圣伊萨克教堂研究委员会，归文化局管，对面是一成片巨型商场，可以买到旅游纪念品。

十月革命源头追索：检点乌托邦 - 1

斯莫尔尼大教堂里的日祷

冬宫在1917年7月成为临时政府大本营，革命之后很快成为博物馆，我在那里耗了半天。叶卡捷琳娜二世以降的浩瀚收藏，令眼睛很不够用，也将人由物质层面推至百年前。百年前，阿芙乐尔号本在维修，起义期间奉命开进市区内河，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是从这艘舰上发出的――1960年12月3日，刘少奇曾在勃列日涅夫陪同下登舰参观。打向冬宫的炮弹是空包弹，确实有窗户被震碎，且有苏维埃成员拣起从窗口飞进来的弹片，脸色大变。然后，克伦斯基坐着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插有美国国旗的轿车从容离开，告人民说，他要去前线。

起义行动始于11月7日凌晨两点钟。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大多是武装工人或水兵，由特派员领导着，同时或依次占领火车站、照明供电站、兵工厂、粮食栈、自来水厂、宫殿大桥、电话局、电报局和邮政局、国家银行、大印刷厂……占领后留下守卫。第二天，从喀琅施塔得和赫尔辛基的增援水兵来了。几千赤卫队员，二千至三千水兵，20连左右的步兵――第一线和第二线的军事力量就是这些。布尔什维克以此力量占领了首都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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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修完的阿芙乐尔号

我和圣彼得堡大学英俄系的晨晓姑娘以做论文的态度，在涅瓦大街上，在可以搜到线索的区域，寻找发生革命的这一处处地点。譬如，最先被占领的国家银行大楼，就是如今的圣彼得堡财政大楼……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汉学家尤莉亚（Юлия Дрейзис，中文名邓月娘）告诉我，俄罗斯人管这段历史叫“大革命”，很少有人会在家里谈论它。它似乎从未发生过。而大约15－20年前，一位笔名叫阿库宁（Boris Akunin）的翻译家和作家，一个住在莫斯科的格鲁吉亚人，写出一系列以沙皇时代为背景的侦探小说，成为百万级畅销书。其中有三部被改编为电影，最有名的是由《恶天使》拍成的电影The Winter Queen，讲的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众多激进分子经营的暗杀行动。

“苏联解体后，很多人怀念沙皇时代，因为人们都想要找到一种让他们满意的过去。苏联时代代表一种失望，一种失败的过去，于是人们又想起了沙皇时代。但那也只是一种想象，一种幻觉。”邓月娘说。

我们已经知道，有许多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主要因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在乌克兰以外，多有怀念列宁的。这次百年寻访之旅，增加了一位人民的缅怀对象：沙皇。这也让《经济学人》新近一期的封面显出强烈的相反的戏剧效果，它的标题是《普京：沙皇诞生》――当然这个指控，也早不新鲜了。无论如何，人们对近处不满，就会怀想远方，哪儿都一样。

月娘去年给孩子们买了一本绘本，叫《老住宅的故事》，讲的是20世纪初到末莫斯科一所大宅子里发生的故事。一家家人住进来，又消失了。故事是虚构的。

“俄罗斯20世纪的历史是最复杂、最苦难、最血腥的，所以应该跟孩子们说一说是怎么回事。这本书里讲了大革命，也讲了斯大林时代的事，而且是以孩子的视角进行叙事——就是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孩子给今天的孩子讲述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文体、新的态度，说的是以前不太习惯跟孩子们说的事。以前大家若无其事，可能是有点害怕面对这样的过去。但我觉得现在触及这个敏感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时间到了，应该重新梳理和评价了，不然那些沉重的包袱一直背着。”月娘随后发来一些书页，俄文不识，但那些图画是很可以叙事的。

非虚构则由青年学者和媒体人呈现。在莫斯科一个居民住宅区的大套公寓里，我见到了“1917自由历史”的采编设计团队，对负责人之一、副主编Andrew Borzenko（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历史专栏作家，卷发青年）做了访谈。采访当天，他们的网页上有这样一些内容――百年前的同一天，大诗人古米廖夫给妻子阿赫玛托娃写信，绘声绘色讲他在英国伦敦新结交的一些文人朋友；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写信给朋友，请求给她做一条新裙子；保罗·克利在画一幅新作……

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宫廷女官，英国驻俄外交官乔治·布坎南，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也是历史学家）米留科夫，马可夫斯基家族的诗人谢尔盖（大画家康斯坦丁的儿子），与列宁相交一生的作家高尔基，列宁的对手马尔托夫，女性解放先驱、列宁的绝对支持者科伦泰夫人，远在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几百位人物，上万条信件、日记和第一手材料，“1917自由历史”以日记体的形式，将1917年的俄罗斯“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

Andrew Borzenko在电脑上演示了他们制作的“王室内部关系网”，这是出发前我在国内没有看到的（因为尚未译成英文）。点击人物头像，便会出现带颜色的线，蛛网般连接至他所在的，恩，朋友圈。红线是英国王室，黄线是德国王室，蓝线代表俄罗斯，绿线则是丹麦和希腊。

“现在最重要的是，以最生动的方式向大家讲述历史。比如说，在这张今天的地图上，我们标记出俄国四次革命的爆发地点。我们会用在线文字直播当时的场景，力图还原紧张气氛，好比电视转播。在3月份二月革命期间，我们的工作小组四天全天在线，来直播那四天的事情。它可能一下子敲醒那一刻正在上班的人，百年前今天的这个时间，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据Andrew说，2016年11月网站初立时，就有三百万的访问量。

这个项目有一个强大的学术顾问团。它的创立者是颇有影响的80后记者兼作家Mikhail Zygar。回国后，我读到了他的新著《Empire must die》。

然而，在这些丰富、海量的历史场景和细节之上，如何从根基上理解这场革命和苏联道路对今天的意义呢？理解它们，不仅在于翻拣一百年前的那段历史，还原那些现场，细考那些争议，而且在于检视从革命中诞生的制度，检点那些人类曾经有过的乌托邦理想和设计，检视它背后的哲学（马克思到底说了什么？）――因为它们仍在源源不断把新的谜疑摆在人类面前。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吸引了好几代进步和正直的知识人，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马尔库塞、萨特、葛兰西，被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德里达、哈贝巴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深切的同情者。

1940年代，西班牙共产党人、作家和政治家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ún)）向一位德国老共产党员求教“什么是辩证法”，得到的回答是：总会让你逢凶化吉的艺术和技巧。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他确实创立了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学者――活着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影响。”（安·奥勒姆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令人叹服的关于历史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这样运作的论述。”（托尼·朱特语）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大约从14岁那年开始读马克思，从一本缩略版的《资本论》开始。他同时在读的，是艾萨克·多伊彻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记、艾里克·霍布斯鲍姆的《革命的年代》、乔治·奥威尔和阿瑟·库勒斯。在后者《正午的黑暗》和《失败的上帝》中，那些讨论共产主义幻灭的文章，是“冷战岁月里怀有异见的左翼教育的核心文本，而我是那个幸运的深受其惠的初学者。”

在朱特看来，18世纪激进工匠或失地农民故事直接给马克思提供了原料，他也综合了19世纪早期许多社会批判和经济思想的潮流，例如，“他既是法国政治小册子作家的模仿者，也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二流评论家”。马克思主义沿袭了一些宗教信仰――包含大量的基督教末世论：人的堕落、弥赛亚、受难和赎罪、救赎和再生，以及一些犹太教的成分――成为一种世俗信仰。最后，这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学生留给欧洲左派的是这样一种遗产：它相容于本土的激进传统，并提供了一个可以超越传统的叙事，一个人们得以描述和辨认的那些已经讲述了很久的故事的样板――有关苦难和丧失，堕落和毁灭，有关人们或许能够重新寻回失落的世界，一种更高的人类经验形态可以从资本主义废墟中诞生――这是马克思主义吸引人的一个来源。

这是约瑟夫·熊彼得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的来源，也是波兰共产党人、哲学家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称之为“魔鬼”的那个东西的来源。科拉科夫斯基借用德国宗教哲学家洛斯基的描述，来勾勒这个恶魔的形象：“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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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最打动我们的一张照片，摄于谢尔盖耶夫镇三一大教堂。照片之外，当黑袍飘飘的主教经过，虔敬的女教徒碎步疾追，只为亲吻主教大人的手。天主教在今年的俄罗斯，一如共产主义在昔日的苏联。

大约在1843－1844年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革命的基本动力――基于他要为腐朽的德国发明一场新革命的强烈理论需求。他有一个榜样：法国大革命，但他的设想是超越法国大革命，实现彻底的普遍的人的解放（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第十一论纲》在1843年有了雏形，青年马克思扬弃黑格尔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他借力于费尔巴哈。

这位“用词语战斗的导师、理论家”、“对来自其他人的观点进行创造性的综合的天才思想家”（伯林语）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他此生最大的发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从此，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主义，在四大洲徘徊了一百多年；并且，以他生前都不曾料到的罕见力量，统领了人类历史长达百多年的大规模革命。这个阶级革命的前提，几乎没有被质疑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现实的展开。

瞿秋白1921年访苏，听闻革命期间的轶事，为后人留下这样的阶级斗争的生动场景――

一九一七年之秋，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

德维里劳农苏维埃决议：宣布谢美诺夫之工厂、财产、房屋，一律没收，充作德维里省劳农地方政府公有。凡剥削者――当劳农以革命之伟力取得政权时，当然一概剥夺权利，对于谢美诺夫工厂主自当遵例照办。

谢美诺夫颤巍巍站起来，向四屋角一看――并没有神像――他也不管，仍照例先画十字三次，当众寒抖抖开言道：

――诸位“老爷”

革命前俄国人相称以老爷，革命后都以同志，新经济政策实行时，发生新资产阶级商人，始以“公民”相称。

谢美诺夫和声下气，没有车坐就步行，没有白面包就吃黑面包。后来的《动产没收法》创造出“革命税”，他被判出六万卢布，延迟抵赖。搜查时，他把几千张卢布纸币拿出来，反复说“再也没有了”。革命政府说，如不如数交出，立即枪毙，限期六天，他若无其事。还是她夫人害怕，供出有现钱存在亲戚处，搜出充公，才罢。到新经济时代，谢美诺夫又成了承租小工厂的新资产阶级了。

某乡有一地主，财产被没收之后，他到处询问，向各机关申诉：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没收财产？他始终不明白这是革命。还跑到彼得格勒中央劳农政府，也是一样碰钉子，于是精神病愈加厉害。有人可怜他，跟他讲解“革命”，以及，他已不是地主。

“什么！什么！……啊！……不是地主？没收？……呀！什么！……什么！”

小村落的尽头，一间木屋外，残枝堕叶，雪影稀微之处，常常可以看见一人，有时背着手，有时叉着腰，独行踽踽，来去踯躅，不时指手划脚，呢喃自语：“呀！什么！”

十月革命爆发不到一个月后的11月24日，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奥·格拉姆西发表了《前进！“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称“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场否定马克思《资本论》中某些观点的革命”。

列宁，从因为参与暗杀被沙皇政府处死的兄长那里接过激进主义，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接过马克思主义，并改造了它。比如，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就指出过，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论断是“违背马克思本人意愿的”。列宁是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灵活的之一――“理论的归纳现在全然派不上用场”；“我们现在若硬将半生不熟的理论强套在当前复杂多端而且迫在眉睫的革命实务上，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宁可把理论当作指导行动的参考。”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抵达芬兰车站时，用“先锋队统治”替换了“阶级革命”，也是罗莎·卢森堡后来质疑列宁之处。列宁提出《四月纲领》时，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但从4月－9月短短5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单枪匹马成功说服了他的同志们为二次革命作好准备――事实上，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努力都在酝酿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他身后那个党，也在权衡，托洛茨基后来写道：“没有列宁，党也许能存在一段时间；但若反对列宁，党就是无法生存的。”

出发之前，我向严搏非先生请教了这一议题。他说，《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促使阶级成熟从而形成革命，而列宁忠实于原著却又微调性地将党引入阶级存在的定义，而且，成为阶级的基本表达――正是列宁，第一次真正将党（先锋队）引入到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我也读到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写下的：“感谢国内的和国际的历史条件之有利的配合；俄国无产阶级头上遂有一个党，异乎寻常地具有明了的政治意识和坚强的革命气魄：正为此故，一个年轻而人数又不多的阶级才能履行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列宁对理论的兴趣基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读他的哲学笔记，有些句子会自动跳出来――

“观念”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出丑。

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这一点黑格尔早就知道了。

慈善事业是富人的娱乐。

柏拉图已经懂得法律一定是片面的，一定是不考虑个性的。

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对全部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在流亡中，他写成一本理论书，直到革命胜利后才出版。1917年7月，他写信给加米涅夫：

以下一点请暂时不要告诉别人，要是有人谋杀了我，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注：即《国家与革命》。还放在斯德哥尔摩）。笔记本是蓝色的，装订过。我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摘录的以及从考茨基反驳涅潘涅库克的著作中摘录的一切文字都收在里面，还做了很多批语、评论、结论。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考茨基都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

“他（列宁）的头脑是一件非凡的利器，”温斯顿·丘吉尔曾这样写道，他可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崇拜者，“当它的光芒闪耀时，它揭示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历史、悲剧、愚昧、虚伪，尤其是谬误。”托洛茨基也写过，除了工厂、农村、兵营，革命的实验室就在列宁的头脑里。

梅格纳德·德赛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突然明白了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本质（尽管最终要灭亡）的信仰是多么坚定。列宁在反对民粹派时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何其动人。而他在革命成功后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也有助于理解托尼·朱特的这段话：“严格说来，我们无法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中提取出一个社会主义为什么应当（在道德的意义上）发生的理由。列宁明白这一点，他认识到社会主义‘伦理’是信仰权威的一种残留或替代。”

十月革命是列宁“个人意志的胜利”（托洛茨基语）吗？那么托洛茨基在三卷本《俄国革命史》末尾附录了斯大林后来删除的演讲记录（起义其实是同志们私下里动起来，而列宁表态“你们是对的”――见《十月革命实际上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在提示我们这场革命的“自发”性吗？大约半年后，罗莎·卢森堡在未完成的《论俄国革命》中写道：“俄国的解放不是战争和沙皇制度失败的成果……而是在自己的国土里有着深厚的根源，并且内部已经完全成熟了。”它是老俄国在社会的、经济的、时局的基础上积累下来的整体性根本变动促成的。沙皇暗探局的记录也注意到这一点，但加了一句：“是在无产阶级成功宣传之下发生的。”罗莎·卢森堡在十月革命的行动中已经洞见到――

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存在。

在列宁这些以革命为职业的顶层领导人之下，有一个巨大的中间层――经历过1905年失败的，觉得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宪的想法不太靠谱的，睁大眼睛观察军队并思考过几十遍从而认清前途的，有能力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传授给其他人的，有能力把群众朴素的诉求转化成革命力量的先进分子们――在一点一点推动着集体意识的变化。他们的名字和工作无人记录，只能从一些秘密报告、回忆录或文学作品（比如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里得以窥见一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翻身做主人，解放全人类。

正因为怀抱如此动人的理想，他们能耐受革命之后更大的苦难：内战与饥馑。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人均口粮从一磅半面包减至四分之三磅面包，革命之后若干年里，群众的食粮更是一天不如一天。而那些经受过革命锻炼、极具觉悟的先进分子们（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大批死于内战，最后进入政府机关的，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士兵。

1920年秋天，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当时的名称）停留了2－3周，其中有一天赴莫斯科见到了列宁。他将所见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情写成连载，刊登在1920年10月31日－11月28日的《周日快报》上――彼得格勒的神秘，被大批杀害和饿得要死的人民，因商品短缺而关闭的商店，生锈的铁道，被毁坏的街道，被拆了当柴烧的木结构房屋……他尤其提到退回到野蛮状态的农民：“完全是文盲，是迟钝的群众……他们将成为一种人类的沼泽，成为小规模内战和由于糟糕收成而随时可能发生的饥荒的牺牲品。”

列宁在1924年去世前的最后两年，因中风而衰弱，他也得以有时间反思十月革命的成就。他并不快乐。他看到，沙皇那一套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很快侵蚀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意识到俄国大沙文主义是个恶瘤，而内战造成的人才损失，令党员的文化水平普遍令人惋惜，他提到了“流氓无产阶级”。“我们的国家机器是如此可悲，更不要说悲惨……”他在《真理报》上写道。他认为，革命必须承认错误并自我更新，否则就会失败。

然而，这些心得在他死后并没有得到重视。斯大林在30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在思想理路上与前辈是一脉相承的。罗莎·卢森堡1918年写在《论俄国革命》稿纸边缘的旁注，几乎是一种预言――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作用都和这一本质相关联。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

沿着这条思想理路，我们看到的是，所有那些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正确”创造，在实践中与那个乌托邦理想的落差是惊人巨大的。从它出发的极权主义和各种“造反有理”，实际带来的是整个20世纪社会的、人性的普遍灾难。马克思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难辞其咎（严搏非语）。更不幸的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阐释、置换和颠倒，从来没有停止过。列宁、斯大林，乃至各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主义或巧妙或粗暴的改造所形成的big brother，直到今天仍在各领风骚。这一百年，足够后代思虑好几个世纪。

偶然地，从陈嘉映先生口中听到，投身哲学这么多年，萦绕在他心中最大的哲学问题是“历史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依稀寻到了理解这百年浮世绘的钥匙。当马克思用费尔巴哈打破黑格尔，试图用哲学的实践去实现哲学的否定之时，他本有可能为人类思想开启一扇新门，却因为迅速推导出一个一元式的历史决定论，同时将唯物论嵌入辩证法中而错失一个伟大的开端。他丢掉了黑格尔将历史视为自由意志与自我意识的展开，排除了所有历史的差别和复杂的人性本身，将原有的对各种差异和关系开放的历史辩证法封闭起来，以简化过去而预知未来――他以为自己完成一个更高的同一性方案――这是一个多么僵硬和贫乏的哲学。大错就此铸成。

人类历史在1917年出现过一个分岔口：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那里，即是无产阶级民主，可惜演化成专政与民主的对立）；以第二国际主导的在工业国家里走议会道路，即社会民主党后来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实践：人权的扩大、普选制度的生根、福利国家的设计等等，都是人类对“更合理社会”、“更美好人间”的探求。这道路探求与选择，今天仍在继续。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英国上院议员和著名的全球化专家梅格纳德·德赛曾就此展开分析：20世纪存在过两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是苏联式的――它先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公开后败坏了声名，然后在1991年宣布此路不通；一条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议会社会主义，但它们在全球化下露出败相。究其原因，德赛说，它们都没有真正践行马克思的思想，只是借用了马克思的名义――想想他老人家晚年说的那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德赛将21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仍然充满活力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向那些曾经利用他的名义说谎、欺骗和谋杀，并提供虚假希望的人，复仇。

此行，我也往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拜访了《二手时间》的作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顺便请教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她在书里写过，父亲是在加加林太空旅行后信仰共产主义的（此行增加的信息是，终生不渝）。她第一句话就说：十月革命是一场灾难，俄罗斯的灾难，人类的灾难。

在她看来，1991年的苏联解体实际上是十月革命的延续，只是如今在克林姆宫坐着的共产党员比从前几代更凶猛，他们令寡头和窃国者产生，而没有改善人民生活。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在苏联解体之后选择了移民，在巴黎住了两年，在瑞士住了若干年。

“我认为瑞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实践者，那里的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和革命，他们谦和、诚实，在自己的国家里依靠国民发展经济，是非常认真的。所以我极不赞同暴力革命――革命不会产生自由，只会铸造新的牢笼。我赞成改良主义，就是社会民主党走的那条路。”

今天，我们有足够理由纪念十月革命。但值得人们纪念和梳理的，不是彼得要塞的老炮到底打响过没有，不是那些被竖起又被推倒的伟人塑像，不是建构在虚构名词上的、充满魔力的通往乌托邦的歧路，而应当是那些在历史、在经典中早已存在着的人类经验和价值：正义、自由、美与善。

（本文关于阶级革命的虚构性，得益于严搏非先生的启发，在此鸣谢。严先生对这一主题的详细阐述，可参见最新一期的台湾《思想》杂志《幻象的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