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之后重建南方：黑人的自由与枷锁

2018-05-08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原文链接评论0条

整理：刘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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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国父们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美利坚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时，却并未将黑人考虑在内。数十年后，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内战，也开启了美国种族问题的新纪元。

内战留给美国一片满目疮痍的焦土，如何重新接纳、建设南方，并重建南方的黑白关系，将黑人在内战中得来不易的自由、平等落到实处，是摆在无数美国人面前的难题。这段历史时期被统称为重建时期（1865-77年），具体可分为65-66年的总统重建时期和67-77年的国会重建时期。期间通过各方权衡、博弈，以及废奴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从而巩固了内战的成果，促成了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的通过，将黑人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刻入合众国宪法。

然而，重建最终以南部激进政府的垮台和海斯-蒂尔顿妥协宣告结束，其后数十年间黑人在经济上长期依附于白人，政治上被逐步剥夺公民权，社会领域也遭受到种族隔离的不公对待，由此重建时期也被众多历史学家冠以“失败”之名。

本期外刊扫描选取的两篇文章便是从政治史与社会史两个视角出发，第一篇介绍宪法十五修正案通过的前因后果，第二篇则讲述了自由民局的历史。一方面，重建时期取得了重大的宪政成就，另一方面由于白人至上的殖民观念依然大行其道，黑人经济地位、文化水平低下以及国内政党斗争等诸多原因，注定了黑人的自由、平权斗争的举步维艰。为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理想百折不挠地奋斗，是重建时期留给后人重要的精神遗产。正因如此，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才会被埃里克·方纳称为“二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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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中的十五修正案

废奴主义者与宪法第十五修正案

整理自：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Abolitionists and the Negro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Chapter XVIII,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latest edition）

作者：James M. McPherson

1868年的选举对黑人的选举权事业至关重要，若共和党获胜国会改革方案便会继续，民主党获胜则很可能推翻激进重建，并在没有黑人选举权的情况下重新接纳南部各州。当时，格兰特将军是公认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两方都在努力赢得其好感。不过格兰特在内战前对民主党的友好态度，以及65年对南方情况所做的偏保守的报告，引起了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等废奴主义者的怀疑，他们希望新总统是一位“用生命热爱自由”之人。

从现实情势出发，格兰特在当时依然是共和党的最佳候选人，这到1867年夏天已成定局。而1868年初参议院否决了总统对斯坦顿陆军部长一职的罢免，格兰特也随即辞去了陆军临时部长的职务，并与约翰逊总统针锋相对，此举为其在激进派中赢得了声望，格兰特也在5月正式成为共和党候选人。

废奴主义者希望共和党的党纲能够支持通过全国性的黑人选举权的宪法修正，然而1868年春天，密歇根的选民否决了一份包含黑人选举权的新宪法，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康涅迪克特取得了胜利。温和派共和党人将这些失败解释为黑人普选权在北方被普遍拒绝了，“很明显有色人种要获得选举权，还尚需时日”。《纽约时报》也预测温和派共和党人将会挫败激进派在党纲中加入黑人选举条款的努力，“代表大会承担的是为各州构建一份党纲，而非仅仅为了某个致力于黑人选举原则的州”。尽管保守派的反对并未消停，激进派和废奴主义者们还是全力以赴促使共和党承诺全国范围的黑人选举权。正如《反奴旗帜报》（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所述：“在南方，如果不给予黑人国家担保，使其免于在‘国家主权’的笼罩下被剥夺选票，那么没有任何重建是安全、可持续的；同样在北方，如今针对黑人的不公的区别对待也不应继续。”

虽然激进派付出了不懈努力，但在芝加哥，保守主义还是占了上风。共和党党纲宣称，“考虑到公正、公共安全、对黑人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感激，黑人必须在南方获得选举权”，而“在内战中忠于联邦的各州，这一问题则完全属于该州人民。”这一条款无疑遭到激进派与废奴人士的猛烈抨击，不过参议员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则认为这是共和党为了赢得摇摆的北方各州，所必须采取的政治手腕，一旦大选结束，这一条款也将不攻自破。就像1860年共和党承诺不干涉奴隶制问题，而4年后却致力于全体黑人的解放。

1868年6月，国会重新接纳了7个南部州进入联邦，“基本条件”是宪法中的平等投票权的条款永不废除。大多数废奴主义者都反对这一做法，认为现在重新接纳邦联州“为时过早”，“基本条件”也不具备执行力。菲利普斯准确地看到，这同样是为总统竞选服务的伎俩，“我们放下了原则，拿黑人冒险，只为了把格兰特先生选上去。”尽管他对格兰特多加批判，共和党的缺点更多到“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但他依然相信只有“投票给格兰特意味着实现黑人选举权，投给民主党的西摩(Horatio Seymour)则意味着黑人丧失公民权以及又一场战争。”除了个别激进者外，大多数废奴主义者都赞同菲利普斯，支持共和党。

菲利普斯对民主党的反感并非杞人忧天。他们的候选人西摩与弗兰克·布莱尔(Frank Blair)将重建法案谴责为“僭政、违宪、革命与无效的”，并且呼吁在没有黑人投票权的条件下重新接纳南部州。副总统候选人布莱尔甚至将黑人贬斥为“半野蛮的黑鬼”“无所事事的流浪汉”以及“行为举止堕落之人”。在民主党竞选活动期间，三K党及类似组织也活动得更加频繁。为反击民主党的猖獗行径，共和党和废奴主义者在报刊杂志中极力揭露其丑恶嘴脸，认为民主党的目的是“剥夺全体有色人种的公民权……把黑人用慢火活活烧死。”1868年9月保守派占多数的佐治亚州议会驱逐了其中32位黑人成员并以白人取代，这些白人中很多人在宪法十四修正案中甚至没有担任公职的资质，此事自然也遭到共和党攻击。

废奴主义者并不满足于竞选的胜利。1868年11月爱荷华和明尼苏达州以绝对多数通过了黑人选举权，这对推动十五修正案的废奴人士而言无疑是重大激励。吉尔伯特·黑文(Gilbert Haven)表达了多数人的共识：如果连北方本身都无法接受黑人选举权，又有什么资格强制南方接受呢？当国会于1868年12月召开时，两院都提出了平等投票权的修正案，主要包括三个不同版本：禁止各州因种族、肤色或之前的状况拒绝给予选票；禁止各州对选举权增加读写能力、财产或出生地资质；联邦政府全权控制各州投票权。废奴主义者一般来说更欣赏第二种提案，它更为全面，而如果仅仅包括种族因素，黑人同样会因读写能力或财产等现实劣势而被大量剥夺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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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时期的政治漫画

1869年1月30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过去的劳役状况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否认或剥夺”的修正案。《反奴旗帜报》对此加以抨击，认为这份修正案中没有任何内容能够防止“未来各州应用不平等的教育或财产测试。因为没有土地、几乎无学可上，自由黑人处于巨大的劣势，造成他们在政治处于隶属地位的巨石纹丝未动。”西奥多·蒂尔顿(Theodore Tilton)也斥责道：“南方州也许会发明一堆狡猾的伎俩来骗取黑人的公民权。”一些参议员也赞同蒂尔顿的看法，随后于2月9日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禁止因“种族、肤色、出生地、财产、教育或信仰”等理由而拒绝给予选举权的修正案。然而，这在支持黑人投票权的共和党人中间立刻掀起了抗议的浪潮。他们认为该条款难以为足够数量的州批准通过。实际上当时马萨诸塞州和康涅迪克特已经要求读写能力测试，罗德岛则要求财产资质。在很多人看来，众议院的提案更为现实，也能为绝大多数州所接受。

两院因此陷入僵局，甚至可能因此在3月4日休会前难以通过任何修正案。当此关头温德尔·菲利普斯在《反奴旗帜报》上发表了一篇令人惊讶的社论，在其中批评参议院太过激进，缺乏“政治家应有的审慎”，而众议院的提案已经满足“当时人们能够接受的全部方面”了。作为当时最著名的激进废奴主义者，菲利普斯的表态引导了舆论，为最终众议院方案的通过奠定了基础。尽管十五修正案的漏洞，给南方州后来剥夺黑人公民权提供了可趁之机，但如若没有他们的表态，两院就难以达成共识，修正案也很可能因此流产。

1869年4月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问道：“今年美利坚反奴协会的年会上，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的确当时大多数废奴主义者都认为，随着十五修正案的通过，废奴运动的目标也将达成，事实上全美反奴协会也于5月的年会上宣告解散。到1869年末，十五修正案的通过几成定局，但不少代表依然警告称废奴主义者的工作尚未完成。亨利·威尔逊告诉协会同仁只要黑人没有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实现平等，他们的使命就不算完成。菲利普斯也认为，作为一个组织反奴协会可以解散，但作为个人，废奴主义者必须坚持以一切方法，反对种族隔离、歧视与不平等的斗争，“废奴主义者，作为个人，肩上将永远担负义务……把种族观念从美国人的心灵中抹去……我们也许无法亲眼目睹它的实现了。”而《反奴旗帜报》也会在更名为《旗帜报》后继续办下去，直到实现所有人的社会、经济平等，直到有色人种和白人享有同样的自由。

第十五修正案于1870年4月30日正式通过，成为了美国宪法的一部分。这一事件激起了社会上对废奴主义者的赞扬与崇敬之情，尤其是对温德尔·菲利普斯，他被誉为修正案最重要的缔造者。反奴协会于4月在纽约集会，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协会创立的初衷是为黑人争取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现在这一目标基本达成，协会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菲利普斯、道格拉斯等人依旧坚称，废奴主义者们不应放松警惕，作为长期的偏见、剥夺公民权的受难者们，黑人还将在沉重的劣势下蹒跚前行。有组织的废奴运动的历史，终止于1870年——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的通过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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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自由黑人在新奥尔良参与投票

站在1870年，回顾过去十年取得的成就，废奴主义者理应怀有巨大的喜悦：全体黑人的解放、黑人参军、政府资助自由黑人教育、创建自由民局以及将黑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平等写入宪法。但未来10年将会证明，内战与重建时期取得的平等主义成果不过是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黑人得到的自由与平等更多是出于军事和政治情势的要求，而非出于人人平等的信仰，在南部尤其如此。随后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北方必须寻求和南方的和解，黑人的权利自然也被政客和商人们抛之脑后。即便在北方，无数人也从没打心底里喜爱过黑人。

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对此大加抗议，但在1875年之后已经没什么北方人听得进去他们的话了。1878年莉蒂亚·玛利亚·查尔德(Lydia Maria Child)痛心疾首地写道：“可悲的不幸在于解放并非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操的产物，而是一种悲剧的‘军事需要’的产物。它并非‘正义的果实’，因而也就不是‘和平’。”这是历史学家们所谓的“美利坚废奴主义者的失败”么？或许吧。从更广义上说，他们的失败是美利坚民族的失败，合众国没能达到废奴主义者所追寻的理想境地。而一个世纪后的民权运动斗士们，无论他们取得怎样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先辈的基础之上。废奴主义者们堪称第一批“自由乘车运动者”，他们的精神将指引后人。

自由民局：从社会福利到种族隔离

整理自：The Freedmen’s Bureau: From Social Welfare to Segregation, Phylon (1960-), Vol. 46, No. 3 (3rd Qtr., 1985), pp. 219-230

作者：Ira C. Col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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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黑人白人中间的自由民局官员

难民、自由民及被遗弃土地管理局，即通常说的自由民局，主要功能是在联邦政府委托下，为前叛乱各州提供社会福利项目，并为自由黑人提供帮助、保护其在南方的新社会地位。它打破了传统上以各州自身为中心社会福利事务，转而以合众国政府为主导。总体上说，尽管不乏批判性思考，社会史家们大都对其不吝赞赏。但自由民局和国会的记录则揭示出，该机构是建立在一种矛盾与困惑的思想状态中的，它所推行的社会计划也以当时盛行的隔离但平等的思想观念为根基。支持自由民局的全国性共识并未形成，这也决定了其最终的失败。

本文通过对自由民局的概览综述，揭示其缺乏项目监管与国家扶持的窘境；进而指出，种族隔离成了盛行全美的社会哲学，为白人和黑人所接受，自由民局则成为了隔离型社会关系的首要机制。

1863年总统正式命令解放奴隶后不久，众议员托马斯·D·艾略特（, Thomas D. Eliot）便提出建立一个联邦项目以监管自由民从奴隶到自由的过渡期，当时并未引起重视。1863年底政府官员们正在为自由的概念而纠结不已，其中既包括自由的含义问题，也包括如何在未来把南方黑人的自由落到实处。尤其是国会正在试图界定合众国政府在内战后应扮演的角色。这一社会困境同样困扰着林肯，多个自由民援助协会劝说他建立“解放局”。肯尼斯·斯坦普（Kenneth Stampp）指出，尽管林肯反对奴隶制，但他内心并不支持社会平等以及联邦政府对南方州的长期干涉，黑人的立即解放与平等地位当时尚不在其首要考虑范围。1863年12月艾略特再次提出建立自由民局，反对者从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自由民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等方面进行反驳。尽管如此，该议案还是在参众两院以微弱优势通过，随后难民、自由民及被遗弃土地管理局于1865年3月正式成立。

1865年法案的首要目标是“为了自由民的福祉，管理土地与落入叛乱各州政府的财产”，但它并没有列出计划或服务的纲要，因此给该法案的解读与实施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该局成为陆军部的一个临时分支，被授权运行一年。其局长由总统任命，以“监督所有法律、公告、军事指令的执行……保障他们享有其权利，促进其福利，保证他们和子孙后代享受自由的恩惠”。局长可任命至多10个助理局长协调各州分局，他们之下的副助理局长则在市、郡中工作，成为“自由民的亲密伙伴”。

1865年5月2日奥利弗·奥蒂斯·霍华德（Oliver Otis Howard）将军被任命为自由民局局长。他详细地界定了该局在重建各州应扮演的角色：废弃土地的监管、有偿劳动体系的创建以及施行教育计划。在此之前，合众国政府在各州社会福利问题上采取的是不干预立场，因而该法案不仅是黑人白人关系的新起点，也是国家与各州关系的新起点。1865年法案同样制定了一项激进的土地转移计划，即最多40英亩的土地分配给男性难民与自由民。虽然这一条款在6个月内就被撤回了，但依然激起了人们的负面情绪，甚至可能因土地归属问题而导致暴力冲突。在救济计划方面，霍华德宣称自由民局不会代替既有的爱心组织，而是要将其制度化并提供便利。救济计划当时并未成为自由民局的重心。在第一年工作报告中，霍华德列出了6个需要自由民局继续介入的问题：（1）土地分配（2）对自由民的保护（3）自由民的正规教育（4）自由民认为该局是他们寻求公正的唯一希望（5）该局是为白人和黑人提供持续、可靠信息的唯一来源（6）鼓励人们移民到别州就业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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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局招致广泛批判

他的观点招致了多方批评。1866年一份众议院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佛吉尼亚自由民局是失败的，撤除它才是众望所归。还有人认为自由民局阻碍了南方白人与合众国政府关系的重建。这一年的国会议期内，自由民局得以延续，但1865年法案却遭到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否决。简而言之，反对意见集中于两点：自由民局的计划导致了个人的穷困化以及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应扮演何种角色，传统上这是属于地方的权责范围。

1867年3月军事重建法案的通过重新规定了自由民局的职能。该法案把南方划分成5个军事区，分别由一个军事长官直接领导，因而自由民局就丧失了原先的权力与独立。1868年开始，国会批准重组的南方州不再受自由民局的管辖，到年末已经有亚拉巴马、佛罗里达、马里兰等11州脱离了自由民局的管控。在政治操纵下自由民局成为了重建中的一个小角色，只剩下教育计划与支付联邦黑人士兵奖金这两项职能。人们不再将其看做自由民的“拥护者”，1869年以后连教育职能也被逐渐剥夺。霍华德局长对此痛心不已，在1869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中，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国会不忘初衷，重组自由民局。不同以往，此次他强调自由民局的力量在于它提供救济服务的人道主义努力，即为那些值得救济的贫民直接提供食物、衣服、药物与交通运输等，这些都是各州政府无法做到的。因而，自由民局绝不是一个“使人贫穷的机构”，它为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提供帮助。霍华德的努力并未打动铁石心肠的政客们，1872年6月自由民局正式终止运行。

从1865到1872年间，自由民局在重建各州主要施行、整合了四项计划：给养分配、医疗保健、教育计划与司法体系，计划执行的程度与质量因地而异，主要取决于资金供给与各州的需求。资金主要由当地负责，联邦政府也会通过军事物资的方式间接资助。在资源调配上，自由民局也能因地制宜，以给养分配为例，在北卡罗莱纳、南卡罗莱纳等地该项目上花费就明显少于其他各州。

自由民局的社会福利计划对白人难民和自由民同样开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民成为了主要的受益者，形成了一种黑人社群依靠自由民局，白人难民依靠既存的公共和私人社区服务的双元体系。尽管如此，从数据上看它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给养方面，截止1868年3月大约分发18,319,522美元的给养，在1865-66年间日平均达到29,819美元。教育被视为成功和独立的关键，1865-70年间448,604名黑人进入学校上课，人数最多的1869年有149,689名学生在2677所学校上课，教师人数达到3633人。医疗方面，在短短6个月内就有45,898名自由民在42家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但如果与南方的自由民总数相比，自由民局的努力就显得杯水车薪了。例如在1870年南方黑人总数达到3,939,033人，与同年数据相比，只有0.76%的自由民得到了给养，接受教育比例也仅为3.80%。尽管如此，自由民局所做出的努力依旧堪称史无前例。

虽然人们可以给予自由民局英雄般的赞扬，但它所采取的两分式立场却令人不免心生质疑，杜波依斯（W.E.B Du Bois）就认为它将后重建时期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化了。自由民局本应承担起重构南方社会，建立社会、政治与经济平等的使命，但在19世纪的大背景下，有可能实现从社会排斥到社会平等的飞跃吗？种族主义观念从殖民地时期起便已融入美利坚的民族经历之中，到1820、30年代，由于黑人进入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通道严重受限，种族隔离成为当时种族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南北方皆是如此。自由民局就是在这样一个种族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被创造出来的，它自身也成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拓展物。自由民局并没有助力既存社会福利计划的整合，而是通过为黑人提供一系列服务计划，创造出一套以种族为基础的二元福利体系。这种体系也同样为黑人所接受，以1883年得克萨斯州有色人种大会为证，在当时的参会者看来，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黑人享受到了从前不敢想象的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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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的黑人

自由民局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整个民族在面对自由的黑人社群时，内心的矛盾与困惑。社会服务计划的不连贯性、缺乏直接的财政支持、朝令夕改的国会法案……这些都揭示出，在达成社会平等这一民族共识的道路上，所遭遇的阻力是如此之强大。在重建时期，对黑人的排斥依旧是社会准则，只不过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体现出来。没有联邦政府或民意的支持，自由民局不可能实现它的初衷。杜波依斯的批评代表了一种流行的观点，而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自由民局则确实象征了一种从无到有的进步，而且从三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的美国：首先，它是国家第一次为种族群体提供福利服务的努力与尝试；其次，它重新定义了以往以州为中心的中央-地方关系；最后，作为一种机制，自由民局将种族隔离重新确立为白人-黑人社会关系的准则。

如果得到足够的时间与支持，自由民局或许可以做的更多、做得更好。但它能够在不助长种族隔离的条件下提供社会服务吗？为了自由民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福利服务，种族隔离是否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呢？他们依旧是19世纪美国种族偏见的受害者，而且当解放仅仅带来了有限的权利时，这些努力则不免因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信条与态度而显得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