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峰会】马克龙的妄言 法国人的恐慌（组图）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简称北约）的年度峰会于12月3日和4日在英国伦敦展开。然而一如内部冲突愈发激化的七国组织（G7）峰会，此次北约峰会的气氛也并不融洽。有人诙谐比喻，“法国不满于美国和土耳其，德国不满于法国，特朗普最不满于法国但也不满于北约所有人，北约所有人又皆不满于特朗普”，这固然是笑谈，却也颇为生动地展现出了北约内部的分歧。

这些分歧是早而有之的，但至少各方还努力地维系着政治正确，维系着组织和谐。而那位撕裂这层和谐外表，令各种分歧在此次峰会再难遮掩的人，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以及他不久前那句“北约已经脑死亡”的言论。

12月3日，英国王室成员与在伦敦参加年度北约峰会的组织负责人及各成员国元首合影。（AP）

12月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伦敦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二人因土耳其出兵叙利亚以及北约前景等问题爆发口角分歧。（AP）

马克龙的“妄人妄语”

10月底，马克龙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以最为平静的语气讲出了最为激进的话：北约当初成立是为了应对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而今随着苏联的解体，北约已然成为“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洲购买美国商品以作补偿”的跨大西洋关系，至少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人是这样审视北约的。马克龙继续说道，法国绝非为了这种合作关系而加入北约，“北约已经脑死亡，一边是美国独自做战略决策不与盟友协调，一边是土耳其自顾自地发起攻击性行动……虽然北约依旧能有效指挥军事行动，但在战略和政治维度，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下的问题”。

马克龙在此前《经济学人》专访中批评土耳其贸然打击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的行为，并将此作为“北约脑死亡”的案例之一。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左二）愤怒批评马克龙，直言“你才应该去检查自己是否脑死亡”。（AP）

12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左）抵达伦敦出席北约峰会，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予以迎接。相较于美法的口角冲突，默克尔口吻相较温和，而约翰逊则忙于将在12月12日举行的英国大选，低调而避嫌。（AP）

自从该专访于11月7日刊布，“北约脑死亡”就成为了各方聚焦的核心词，并在过去一个月内引起了众多政界人士的口诛笔伐——以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为例，她先在马克龙该言论刊布后第一时间发表批评与不认同，遂又在11月27日德国联邦议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谈及北约的意义，表示现在欧洲仅靠自己无法自卫，德国为北约承担更多责任都是正确的。

然而，据美国政治媒体Politico报导，“许多欧盟官员私底下都认为马克龙的抱怨大抵正确”。事实上，不少欧陆小国之所以加入北约，也确实是为了获得军事安全保障，而近年来的北约峰会也确实一直纠结于军费等问题，而在战略决策维度缺乏协调。

不过，无论是出于观点差异或是对美国的顾忌，各北约成员国都选择了更为圆滑的措辞。唯有这素有自负名声的马克龙，再度摆出了孤傲的一面。诡谲的是，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如果说欧洲各国中有谁最可能站出来说这种“不中听”的话，那也就只能是法国了。

12月3日，特朗普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左）会晤时批评马克龙“北约脑死亡”的言论，表示“当法国正面临如此困难时，不应说出这样的狠话。看看黄马甲运动发生的事情吧，看看法国这一年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这一年不好过。你不能说出如此对北约不尊重的话”。（AP）

特朗普被形容为此次北约峰会“最重量级的不明飞行物”，以比喻他对该组织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Getty）

回望这一切纷争的源头，那场10月底的《经济学人专访》，马克龙在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中，与记者侃侃而谈一小时有余，从防务、欧美关系、5G、欧俄关系一直聊到政制模式和欧盟（EU）整合，“北约脑死亡”绝对不是重点。从该专访中，人们能明显地看到他对横向的现况以及纵向的前景之审思，而贯穿全文的，则是他对法国乃至欧洲独立自主的追求。

这对法国而言并不新鲜，毕竟自五十年前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开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们便秉持着同样的独立自主的思维。

12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抵达伦敦，在英首相府邸唐宁街10号受到接待。相较于马克龙，默克尔针对北约的表态尤为温和。（AP）

固执的戴高乐 坚定的继承者

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童年玩伴、先后担任驻英、驻苏大使的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无论到哪里都受到恭敬的接待。在英国，他与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于乡下别墅闲谈；在苏联，他与斯大林（Joseph Stalin）长谈于克里姆林宫。可是据哈里曼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与戴高乐同乘飞机，戴高乐对他爱答不理，俩人几个小时里竟然聊不到三句话——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孤傲的人，这种性格也让他的从政之路较为坎坷。

1944年，荣归巴黎的戴高乐本以为可以领导法国走向复兴，但是很快便因不谙政治斗争，被第四共和国老练的政客们排挤，被迫于1946年宪改公投失利后辞职，一隐居便是十二年之久。到了1958年，第四共和国在越南遭受奠边府战役惨败，在中东的苏伊士战争草草失败，阿尔及利亚也开始独立运动，在国内各政客更是沉溺于权斗。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抓住了这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把法国政制从头开始重塑。

戴高乐还重塑了法国外交。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原子能法案》，标志着美国核垄断政策的确立，令直接参与美国核武开发工作的英国和加拿大心生嫌隙，更让戴高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加速独立自主的核武开发，最终于1960年原子弹试爆成功；1964年，戴高乐又顶着美国的压力，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1966年，有鉴于彼时深陷越南战争和美苏争霸的美国，以“法国绝不能将其赖以生存的国防交予外国保护者，因为外国终究不可靠”为由，退出了北约指挥架构，只保留参与权，并大力发展陆海空三军，以至于法国今天仍是北约唯一一个不在“核计划小组”中的成员国，其核政策完全独立于北约之外，更有欧盟少有的独立健全的军工工业。

很大程度上，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得到其继承者们的延续。

希拉克（右）在1995至2007年间担任法国总统，力推更独立于美国的、更适合法国及欧盟利益的外交政策，他本人亦与中日两国有密切关系。图为希拉克1997年在爱丽舍宫接待来访的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二人分别于今年9月和11月逝世。（Reuters）

面对迫不及待想要缓和美法关系的美国，法国前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一面欣然配合，一面保持军事和外交独立，乃至于1973年9月以身患癌症之身成为首位访华的在任西欧国家元首。另一位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则毕生支持“欧洲合众国”，于任内和西德总理共同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倡议建立欧洲货币联盟，为欧元奠定了基础。从1981年执政到1995年的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国防、核武、对非关系、欧洲一体化和对英对美关系等问题上都一贯强调法国和欧洲的独立，甚至在对华政策上不顾美国游说，于1993年与中国草签《中法联合公报》，终止法国对台军售。执政于世纪之交的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则坚持法德同盟，在美国独大的后冷战时期为法国及欧洲力争一席之地，并在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时在国际社会高调吹起反战号角。

到了马克龙时代，他在2017年9月发表欧盟愿景演说中直言“当前挑战生死攸关，曾保护欧洲蓬勃发展的海堤已被淹没。我们只能沿着唯一道路前行：重新建立独立自主、团结和民主的欧洲奠基”。为了这个愿景，马克龙提议2020年成立“欧洲军队”、设立统一财长和预算，并在环保和移民等诸多问题上进一步统筹规划。这些愿景和倡议固然甚难落实，却反映出马克龙不愿“居人篱下”，追求法国人和欧洲人自己“当家做主”的执念。

这种对独立自主的孤傲与执着，可谓是历任法国总统一脉相承的特征。

马克龙在内政外交皆颇为敢言敢做，亦因此常给人以傲慢自负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谓是法国总统的一种传承。（AP）

哲人的忧虑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法国人总给人“傲慢”的印象。事实上法国人自己对此也不讳言，毕竟他们确有孤傲的资本。法国是欧洲未经历文化断层的最古老国家，其文化和语言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法文在一战前的两百多年里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通用语言；现代民主国家的概念亦是根植于法国。撇除这些文化资本不谈，当代法国严苛的教育体系和激烈的社会竞争，更是巩固了“强者生存”的自傲心理。

或许也正是这种“容不得自己不如他人”的心理，才让马克龙向《经济学人》发出“欧盟可能会从地缘政治层面消失”的忧虑。

他忧虑的是欧盟因经济状况而“南北分歧”，因移民问题而“东西分裂”，这两个问题又让欧盟各国变得愈发难以治理，以至于选举组阁困难、少数党政府执政愈发成为普遍情况。而当马克龙念及这些欧盟的危机，再联想到国际地缘正愈发向“中美G2”转移的趋势，就更让他担忧欧盟竞争力式微，“如果我们不针对这些危机做点什么，欧盟将很可能从地缘政治层面消失，或是至少不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正因这种富有哲学色彩的审思，马克龙才一再声称“我们正经历西方霸权的终结”，强调“自主战略”，力推欧盟整合，乃至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尝试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很多人会说，“法国依旧做着不切实际的昔日大国梦”，但是在这深深的执念背后，或许是一种恐慌，恐慌的并非“今日的我只是昔日的阴影”，而是“今日的我远未发挥潜力”。这不仅体现在法国人平时展现出的孤傲姿态，更体现在马克龙的忧虑，以及他历任前辈对法国乃至欧洲独立自主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