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马与巴萨，究竟谁才是佛朗哥的球队？

在两个月前的4月17日，巴萨主席拉波尔塔召开了关于内格雷拉案的发布会，在发布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拉波尔塔出乎意料地选择了一个角度，他表示巴萨从未买通裁判，在过去七十年，皇马才是那支因裁判获益的俱乐部，因为皇马是一家“政权俱乐部”。

拉波尔塔的言下之意是皇马与政府当局存在某种利益上的联系，当然皇马也并不肯就此接受指控，发布了自己的回击。4月18日，皇马官方发布视频，直指巴萨同样与佛朗哥政府存在利益牵扯。

对于曾被法西斯主义统治了数十年的西班牙人而言，西班牙内战与后来的独裁统治堪称是西班牙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章。佛朗哥暴力镇压政见不同的共和派支持者，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死于集中营、非法处决和监狱。数十万西班牙人在这个时期选择流亡海外，独裁统治令西班牙的经济水平大幅下滑，一度导致人们生活困难。

因此虽然看起来只是在翻历史旧账，但性质却十分严肃。更何况在球迷群体中本就存在这样的印象——皇马是佛朗哥的球队、巴萨则是加泰政治的先锋。

但必须要说的是，这种民间流传的看法与双方俱乐部官方乃至加泰大区政府发言人、马德里大区主席互相攻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而在我们得出一个确实肯定的答案前，不妨先来来看看历史上真正发生了什么。

内战时的皇马与巴萨

1936年2月，西班牙左派组成“人民阵线”联盟赢得大选，但在随后的几个月内由于改革推行困难，失业率飙升，人们对执政政府产生不满，爆发了许多骚乱冲突，许多人选择罢工抗议。在这样的局势下，秉持法西斯主义的长枪党开始行动，他们加剧了西班牙局势的不稳定，联合保皇派以及支持亲王登基的卡洛斯派伺机发动军事叛乱。

7月，叛乱正式发生，西班牙长达三年的内战开始，足球不可能也无法独善其身。

与人们的惯有印象不同，内战开始前与内战中的皇马几乎可以说是共和派的坚定支持者，这一点能从皇马两任主席的经历得到佐证。

在内战开始前，担任皇马主席的是共和党人拉斐尔-桑切斯-格拉。战争开始后他被叛党囚禁起来，而随着叛党联盟的胜利，战后审判中他被判以重刑，最后是法国特勤局伸出援手他才得以藏身箱中逃离西班牙。

内战前查马丁的宣誓仪式

而在内战期间，共和党上校，安全总局局长安东尼奥-奥尔特加被临时任命为皇家马德里主席，1939年，他被佛朗哥政府处决。尽管皇马官网并未承认他战时临时担任的主席身份，他丢掉性命的主要原因也是政治影响，但是在他任职期间，内战中的皇马确实是共和党坚定的支持者。

根据现存的资料显示，皇马的球场与设施在内战时期被共和党征用，查马丁体育场用作军队基地和训练营，球场的看台建筑材料被拆掉投入战争耗材。更加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俱乐部遭到了叛军轰炸，战后的查马丁一片狼藉。

战后的查马丁

物质上的损失都还算是次要，一个更加血淋淋的现实是曾经效力皇马的共和党球员们都在佛朗哥胜利后遭到了清算，曾经的队长佩德罗-帕特里西奥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在躲掉了四次枪决判罚后他流亡海外，直到2002年去世都没能再回归故土。

而在当时的那支皇马中像他一样的球员还有很多，根据统计，战后的皇马只剩下四名球员，分别是Lecue、Sauto、Bonet、Quincoces，其余人要么流亡海外，要么被囚禁在监狱之中，甚至有人被非法处决，这才是对皇马最深重的打击。

而在巴萨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至今每年仍被悼念的主席何塞普-苏尼奥尔同样死于佛朗哥派士兵的枪声下。

巴萨主席苏尼奥尔

苏尼奥尔于1926年进入巴萨管理层，1935年-1936年担任巴萨主席，作为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党政治家，他在1936年8月前往共和军前线，随后在进入瓜达拉马山脉时被佛朗哥的军队发现，士兵认出了苏尼奥尔，他与他的同伴都被枪杀。

直到一周后巴塞罗那才收到苏尼奥尔的死讯，甚至连他的遗体都无处可寻，这引起了整个加泰地区的骚动。1937年-1939年，为了纪念苏尼奥尔，巴萨任命他为名誉主席。2019年，苏尼奥尔之子在去世前仍在要求西班牙政府寻找父亲的遗骸，但这项请愿直到2022年西班牙参议院修改法律后才得到允许。

内战期间，皇马与巴萨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两支球队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独裁统治期间的皇马

1939年的皇家马德里是什么样的？以西班牙历史学家的话来讲就是这支队伍正处在他们的零点时分，没有球员，没有教练，没有董事会管理层，俱乐部毫无资金储备，球场受损严重，同时还在遭受佛朗哥政府强烈的政治怀疑。在内战刚刚结束的这几年，皇家马德里的目标是如何别让球队消失于西班牙的历史中。

在苦苦坚持了几年后，1943年，皇马迎来了转折，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于此刻登台，他将一手打造出白色的帝国，再次拉开皇马辉煌的篇章，也影响了人们对皇马与佛朗哥政府关系的认知，他就是圣地亚戈-伯纳乌。

皇马高层的合照，伯纳乌居中

伯纳乌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受家庭氛围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保守派，也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伯纳乌自五岁后开始学习足球，他的哥哥安东尼奥-伯纳乌是马德里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

1914年，圣地亚哥-伯纳乌正式为马德里俱乐部一线队出战。1927年，因伤病困扰的伯纳乌选择了退役，随后成为皇马的助理教练，一年后他进入了皇马的管理层，直到内战爆发前他一直在皇马董事会秘书处任职。1935年，共和党人拉斐尔-桑切斯-格拉竞选皇马主席时伯纳乌投出了反对票。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伯纳乌先是在法国大使馆避难两年，随后他绕回后方，由于保守派已经与右翼达成了联盟，所以他加入了叛军的队伍，为佛朗哥手下的重将格兰德斯效力。

内战结束后伯纳乌的军队经历和政治倾向让他成为了新一任皇马主席，但当他接手皇马时这支球队的整体状况仍然不佳，伯纳乌决心建造新的球场，挽救球队低迷的经济状态。

在此时的西甲赛场，无论是皇马还是巴萨都不是最有竞争力的队伍，统治联赛的是空军竞技队，这支球队是马德里竞技与国家空军队的合并产物，他们连续赢得了1940和1941两个赛季的冠军。

国家空军队在1937由三名现役空军士兵创立，这支球队获得了参加西甲的资格，但由于手续不合法导致必须与其他球队合并，他们选择与当时降入西乙的马竞合作，虽然那段时期的成绩没有计入马竞队史，但至今马竞仍以飞机作为标志物之一，这也是马竞被诟病与佛朗哥政府有关的理由之一。

为了改善球队竞技状态，建设新球场，伯纳乌向银行贷款6800万比塞塔，这笔钱大多由皇马及其合作伙伴负担，伯纳乌晚年接受采访时曾抱怨政府从未给过他们任何经济援助。

但根据TV3拍摄的记录片《白色荣耀的黑色谎言——佛朗哥的惊天骗局》表示，佛朗哥政府的国家体育部门在皇马的体育场建设中当然提供了帮助。根据一份未公开的文件表示，通过认购建设债券的方式，体育城和伯纳乌球场的照明工程都得到了一笔资金支持，而这笔钱出自公共财政。

纪录片中展示的文件

但由于纪录片的立场过于强烈，同时放出的证据文件无法100%确定资金来源及用处，人们也无法完全采信纪录片中的内容。不过佛朗哥当年为体育城揭幕的影像资料确实存在，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皇马与佛朗哥政府的关系。

当然，在佛朗哥执政的40年间，皇马也并非与政府当局全无冲突。

1963年，伯纳乌反对政府当局的意见，找到了前文提到的前共和党皇马主席拉斐尔-桑切斯-格拉，当时的格拉从巴黎艰难返回祖国后隐居在北部修道院，伯纳乌向他授予了俱乐部最高荣誉。又比如1973年，皇马将俱乐部的金质勋章授予了以色列将军摩西-达扬，而当时的佛朗哥政府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这再次造成了俱乐部与佛朗哥政府的矛盾。同时皇马与流亡王室波旁家族的联系过密也让佛朗哥心生不满。

伯纳乌曾向拉斐尔-桑切斯-格拉颁发荣誉，纪念这位共和党前主席

除此之外，皇马与佛朗哥政府最出名的冲突事件还有伯纳乌和阿斯特雷将军的决斗以及欧冠的创立。

阿特雷斯是佛朗哥手下军团的创始主席之一，他的地位与残疾令他在查马丁拥有独立包厢，同时他每次进入球场时都有一名配枪随行人员陪同，但伯纳乌对他们不经邀请利用特权的行为并不赞同。

某次比赛时阿斯特雷与一名外交官产生矛盾，伯纳乌再也无法忍受阿斯特雷，命令俱乐部禁止他进入包厢。但下次比赛时阿斯特雷持枪强行闯入，与伯纳乌直接对峙并要求与进行决斗。

决斗并没有真正发生，在有些版本的描述中伯纳乌因此事受到惊吓，要求格兰德斯将军进行调解，但皇马纪录片则将主席的形象树立得更加英勇，在纪录片中佛朗哥本人要求伯纳乌对阿斯特雷道歉，但皇马主席选择了拒绝。不过最重要的是，阿斯特雷此生确实再也没踏足皇马主场。

伯纳乌与阿斯特雷

如果与阿斯特雷的冲突只能算作个人层面上的矛盾，那么欧冠的创立则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

1954年，伯纳乌通知当局他要去巴黎参与创立欧冠比赛，但佛朗哥对此表示抗拒，他认为这会损害西班牙联赛的影响力。另外此时的法国反法西斯氛围浓烈，对佛朗哥政府存有极大的敌意。

面对佛朗哥的阻止，伯纳乌依旧选择前往巴黎，他在临行前告诉当局政府，如果佛朗哥禁止他前往巴黎，那么应该在边境阻止他。伯纳乌最终顺利成行，而欧冠联赛也从此诞生。当然， 皇马在欧冠赛场的胜利替佛朗哥宣扬了西班牙的形象，这也是当权统治者最终默许的重要原因。

佛朗哥在皇马获得欧洲冠军后向伯纳乌授予表彰

在伯纳乌执掌皇马期间，他曾经多次被问到是否是佛朗哥主义者，皇马是否是政权的球队，伯纳乌对这个问题不胜其扰，他也曾多次回应，他表达过对曾经入伍的悔意，也曾指责过当局政府从未给予皇马任何经济帮助，他对政治毫不关心，只是纯粹的马德里主义者。

根据西班牙历史学家安赫尔-巴哈蒙德的说法，伯纳乌确实不能算完全的佛朗哥主义者，他属于数十万的保皇党人，因为波旁王朝的复辟，他们容忍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

伯纳乌的得力助手萨博尔塔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皇家马德里从过去到现在当然具有政治性，因为它是在为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而服务。君主制时期，它支持阿方索十三世，31年时它属于共和国，39年时则是佛朗哥，现在它尊重胡安-卡洛斯陛下。它是一个纪律如此严明的俱乐部，忠实地遵守国家的管理。”

萨博尔塔具有极高的外交天赋，他帮助俱乐部与佛朗哥政府斡旋，甚至调和与巴萨的关系

当伯纳乌下葬时西班牙媒体国家报曾发出这样一封讣告，里面写道：“正如我们曾说过的，皇家马德里并非政权的球队，他们支持的人只有伯纳乌，而当权者也只能对此从善如流。”时至今日，人们对皇马与佛朗哥政权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还是受到伯纳乌的影响。

独裁统治下的巴萨

而在内战结束后的巴萨，佛朗哥政府清算的痕迹更加明显，除了苏尼奥尔在战时就不幸去世，巴萨副主席尼古拉-卡萨乌斯同样遭遇了残忍的战后清算，作为加泰罗尼亚主义和共和国的积极捍卫者，他被佛朗哥政府判处死刑，最终在狱中服刑五年后侥幸逃脱。

而在他之后巴萨的另一任共和党主席卡萨尔斯也始终在捍卫俱乐部，直到佛朗哥的军队进入巴塞罗那后他一样被判处入狱监禁。

巴萨纪念被佛朗哥派士兵枪杀的苏尼奥尔

内战结束后佛朗哥政权直接征收了巴萨的管理权，先后强行任命了5任主席，1943年上任的费雷尔甚至出身军队，既不是巴萨的传统会员也不是球迷，事实上根本不具有管理巴萨的资格。此外，遭到清洗的不止是俱乐部高层，内战时期曾前往海外参加比赛的球员都被禁赛两年，俱乐部的标志与名字因为具有加泰特征也被修改，球队主场也与查马丁一样，遭受了法西斯空军的轰炸。

皇马在官方媒体上指责巴萨与佛朗哥有关

那么遭遇佛朗哥政权重创的球队又是如何与政府当局产生利益纠葛的？在皇马发出的反击视频中列举了以下几点巴萨与佛朗哥政府的关联：佛朗哥三次以资本重组的方式挽救频临破产的巴萨；巴萨让佛朗哥成为荣誉会员；巴萨多次向佛朗哥颁发荣誉勋章。

这里面的后两点其实并不算难以解释，因为在那个时代，当局政府以法律规定所有机构必须以合法或默认方式授予佛朗哥荣誉，比如西班牙的1号记者证也由新闻协会颁发给了佛朗哥，虽然在足球领域中只有巴萨向佛朗哥颁发了这些荣誉，但如果扩大范围那么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巴萨还在后来撤回了给予佛朗哥的奖章，佛朗哥的名字也不在荣誉会员的记录当中。

反倒是第一点的经济账更加复杂。50年代时巴萨的主场位于Les Corts，由于球场需要翻新，巴萨又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新的地皮，因此球队决定出售Les Corts。但由于西班牙的政策规定Les Corts的城市分类是私人绿地，因此只能出售给市政部门，将其规划建设为公园和公共运动区。

但建设新球场的过程中巴萨的经济迎来了雪崩，他们的预算从6700万比塞塔飞涨到了3亿，俱乐部因此背上大笔负债。为了缓解困境，到了1961年主席劳德特接管巴萨时他不得不卖掉一些球队中最好的球员，比如路易斯-苏亚雷斯就以2500万比塞塔的价格转会国米。

Les Corts球场

卖掉优秀球员的收入无异于杯水车薪，想要缓解负债，巴萨必须要重新出售有大批地产商感兴趣的Les Corts，但正如上文所说，Les Corts 的土地性质限制了它的出售价格，主席劳德特与巴萨市长多次谈话希望改变土地类型方便出售，但市议会拒绝给俱乐部如此明显的优待。

到了1962年，市议会无法承受巴萨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批准土地分类修改，俱乐部将很小一部分土地转让给市政府以证明该行为合理，而大部分地皮都变为了建筑用地，也自然有了地产商高价收购。1963年，许多机构不满这有失公平的决议，向政府当局提出上诉。

最终巴萨的一位董事利用了他与佛朗哥政府高官的私人关系，让他把这个问题直接提交给由佛朗哥主持的部长会议。1965年，佛朗哥正式批准了该项要求，也彻底挽救了破产边缘的巴萨。

除了经济账，不得不提的还有巴萨沿用至今的俱乐部口号。“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出自佛朗哥主义者纳尔西斯-德-卡拉雷斯就任巴萨主席时的演讲，此外他还是加泰罗尼亚地区银行基金La Caixa的名誉主席，这位在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与佛朗哥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就这么公然入主加泰罗尼亚最重要的两个机构组织，并且对俱乐部施加了重大的影响。

提到巴萨与佛朗哥的纠葛，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起，那就是迪斯蒂法诺的转会。

迪斯蒂法诺的转会同时牵涉了皇马、巴萨、阿根廷河床、哥伦比亚百万富翁四家俱乐部，在四家俱乐部之间被发现了超过30页的官方文件电报、收据付款。通过这些证据，可以发现在1953年时迪斯蒂法诺的所有权在两家俱乐部之间存在争议，因为哥伦比亚联赛在1953年才同意重新加入国际足联，但效力哥伦比亚联赛的外援必须在1954年返回原球队。

迪斯蒂法诺的转会文件

5月28日，河床收到来自百万富翁的电报，表示他们已经与皇马达成全面协议，河床则表示他们正在与巴萨讨论球员的转会。最终巴萨与河床、皇马与百万富翁全都达成协议，河床还通知了百万富翁与国际足联，他们同意将这名球员租借给巴萨。

西班牙足协出面调解冲突，他们判定金箭头要轮流为皇马和巴萨效力，而在皇马拥有金箭头一个赛季后，巴萨放弃了球员的所有权。根据对当时巴萨主席恩里克-马蒂后人的采访，主业是纺织商人的恩里克在当时遭到了当局政府的威胁，他们以工厂和纺织品经营权要挟他，最终巴萨无奈放弃了迪斯蒂法诺，而恩里克也就此辞职。

不过虽然巴萨指责皇马在金箭头转会案上得到了政府的偏袒，但巴萨此前购买库巴拉的过程中同样得到了佛朗哥政府的帮助。

库巴拉在巴萨

库巴拉自匈牙流亡至西班牙，但由于匈牙利不被国际足联所承认，因此流亡球员不允许在其他国家联赛中登场。此前已经有意大利球队签下了库巴拉，但球员最终还是无法出场。

此时的西班牙足协秘书长里卡多-卡博特作为巴萨前副主席，帮助巴萨打开了签下库巴拉的大门。在未经匈牙利足协允许的情况下，库巴拉首先以业余球员的身份加盟巴萨，虽然无法完成国际转会，但他以非法方式效力了巴萨三个赛季。

1951年6月，库巴拉在佛朗哥政府的帮助下强行获得了西班牙国籍，这也最终帮助他“合法”加入巴萨和西班牙队，在佛朗哥的传记中记录下了关于这件事的名言：“领导西班牙的人是我，而非国际足联的那些先生们。”

佛朗哥究竟支持谁？

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皇马赢得了20个西班牙赛事冠军，巴萨赢了17个，马竞赢了12个，毕尔巴鄂竞技也赢了11个。而以佛朗哥命名的大元帅杯，皇马夺冠六次，巴萨夺冠九次，从奖杯数量的角度上真的能判断出佛朗哥的倾向吗，冠军论又是否真的站得住脚？无论是哪场决赛，独裁统治者都出现在球场的包厢中，球员在登场时都必须向他致意，难道能据此而言每个球员都是佛朗哥主义者？

佛朗哥执政期间两队的冠军数量对比

作为一个冷血的独裁统治者，佛朗哥其实对足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与欧洲、拉美众多独裁政权一样，足球只是他们手中控制舆论、操控民众的工具。

以佛朗哥的盟友墨索里尼为例，他对足球只能说是兴趣平平，但他意识到足球这项运动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又因为拉齐奥由军队创立的背景，他选择频繁出现在拉齐奥的看台之上。甚至在世界杯时墨索里尼以球员的性命威胁，要求意大利足球展示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能量。而在拉美，哪怕是球王贝利和马拉多纳也都一度成为巴西、阿根廷军政府维护统治的工具，佛朗哥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与他们并无什么不同。

如果你曾看过笔者在把介绍巴斯克语时讲述佛朗哥独裁政府是如何打压西班牙民族文化的，那么你可能也会对他对民族地区足球的扶持感到奇怪，但实际上，足球是佛朗哥眼中的“精神鸦片”，地区代表球队的胜利安抚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减弱了人们的独立倾向，扶持西甲联赛的豪门保持竞争力，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球队激烈的竞争中，足球成为了人们情绪的发泄出口。

体育地缘政治学者让-巴普蒂斯特对这次的舆论风波进行了概括评论：“这并不是说两家俱乐部里都是佛朗哥主义者，作为一个独裁政权，如果你不尊重既有规则，那么一定会受到压制，这并不是一个能自由表达的民主时期。”

巴普蒂斯特还表示，这似乎更像是拉波尔塔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内格雷拉案上转移的策略。将皇马卷入佛朗哥主义争议，俱乐部双方开启舆论大战。根据TA发布的报道，巴萨管理层也为拉波尔塔选择这个话题发起舆论战而感到惊讶。

西甲主席特瓦斯的看法也与学者类似，尽管他与拉波尔塔互相要求对方辞职打嘴仗也不是一天两天，但他这次却出乎意料地保持中立，他既不同意拉波尔塔的指责，也不同意皇马发布的视频。特瓦斯说：“在我19或者20岁时我和朋友们也有过类似争论，我们甚至讨论到了凌晨五点。但现在这场辩论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他正在发生的事的注意力。”

加泰罗尼亚政府发言人帕特里夏已经出面谴责皇马捏造历史，马德里大区主席伊莎贝拉一样则反过来指责对方煽动民族主义。这场舆论大战的火焰越烧越旺，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场争论建立在独裁统治造成的严重阴影之上，面对在至今仍在反思独裁政权危害的西班牙，面对那数以万计在内战中死去、在战后遭到迫害的受害者，这样的舆论战是否真的有意义？

如果一定要回到争论本身，那么无论是皇马还是巴萨，在佛朗哥时期都得到了一些来自政府的优待是不争的事实，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过佛朗哥政府的清算打击。佛朗哥不可能放弃这两家球队巨大的影响力，皇马巴萨都是他手中的宣传机器，他对球队并不存在绝对的好恶。

皇马也好，巴萨也罢，甚至被迫卷入舆论的马竞、毕包，在某个时期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佛朗哥的球队，因为佛朗哥的执政工具就是足球与球队本身。但独裁统治的影响随着佛朗哥的去世而消亡，俱乐部却坚守自己的理念，依然在足球世界中前行。

【文章出现言论及史实均有西语原材料出处，历史言论不完全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