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备森严的紫禁城发生奇葩被盗案，皇帝大怒：严查，引发惊人结果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八日，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跟随嘉庆帝，由汤山取道昌平一路去拜谒东陵。銮與刚抵汤山行宫，兵部忽然奏报：库贮行在印信遗失，印钥及钥匙牌也一并无存。

嘉庆帝听闻后不禁大为惊愕。以前各朝尚未发生过丢失部堂大印之事，而今此件大案怎不令嘉庆帝恼火？于是当即命令行在军机处传谕步军统领術门，令其知会京师五城，多派捕役，严密访查。同时，谕令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立即锁拿兵部看库人员，严刑审讯。一经查有端倪，迅速具奏。

嘉庆帝认为兵部堂官未能事先预防，应首先给予惩处。管理该部事务的大学士明亮，年已八十六岁，不能经常到署，虽旧日有勋绩，仍被撤职并降了五级。兵部尚书戴联奎，左侍郎常福、曹师曾，右侍郎常英，均被摘去顶戴，分别受到降调处分。只有汉右待郎吴其彦，因赴任不久，且出差在外，才免于处分。

据兵部奏闻，兵部行印与行在武选职方及知武举关防等司印贮藏在同大箱，存于库内。各印均为铜质，唯独兵部行印及用印钥匙牌系银质。三月初七日提取行印时，箱内铜铸各印俱在，唯有银印及银牌遗失，而贮存印信之印箱又是在库内旧稿堆上寻获的。对此，嘉庆帝满腹狐疑：各印既同贮一箱，何以只将银印和银牌窃去？窃贼仓促之间哪有余暇将印箱挪移放置高处？而银钥匙及钥匙牌所值无几，为何一并窃取？因此，嘉庆帝在谒陵路上的三家店、大新庄等行宫，连日寄谕留京王大臣和刑部堂官，将拿解到案之胥役人等严切根究，务令早日审个水落石出。

刑部经过连日审讯，兵部堂书鲍干谎供：上年九月初三日，即皇帝行围抵京当天，已将兵部行印与知武举关防及各司行印同贮一箱入库。堂书周思绶曾于九月十三日请领知武举关防，于当月十七日送回贮库。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七日请领兵部行印时，才查知行印已遗失。当即派人四处寻找，库丁康泳宁在旧日稿案堆上将空印箱寻获。由于这个供词纰漏甚多，因此，嘉庆帝論令留京王大臣等严切追问堂书周思绶，同时饬知行在兵部，将上年随围的领催书役人等已来行在者，立即交行在步军统领衙门，派员解部归案。

四月初三日，嘉庆帝谒陵后回到大内，审讯情形仍未见奏报。对此嘉庆帝甚为不满，当即斥责有关官员“疲玩性成，互相推诿”。四月九日，嘉庆帝谕令将庄亲王绵课、大学土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俱罚俸半年，各衙门所派承审此案之司员均罚俸一年。同时，谕令绵课、曹振镛、英和三人自四月初十日起，每日必须赴部，“早去晚散，不可懈息”，“若再迟延，严谴立降”.

四月十六日，兵部遗失行印案仍未审出实据，次日庄亲王绵课等只得递折上奏，请求议处。其实他是想脱身，希冀另派他人了结此案。但嘉庆帝认为，此案业经绵课等审讯多日，口供屡次更改游移，断不能另委他人审理。即使以后要将绵课等全行斥革，也要令其审出实情。

于是谕令将绵课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镛等降为二品顶戴，仍令其加紧研鞫，并限定于五月初五日之前究出正贼或起获行印。倘能如此，当立即予以开复。否则，将于初六日降旨治罪。

在嘉庆帝的督催下，刑部堂官等严刑诘讯，兵部堂书鲍干开始供出：上年收印时并未开看，恐系上年秋围路上遗失刑部堂官即刻派章京赴圆明园向嘉庆帝奏报这一消息。

嘉庆帝思忖：行印有正、备印匣两份。既然行印系上年秋围路上遗失的，而钥匙、钥匙牌与行印及正印匣必然一并失去。那么上年九月初三日交印时，一定是将备用印匣充抵入库的。备用印匣既无钥匙，又无钥匙牌，如果事先不向鲍干嘱托照应，收贮印信的鲍干岂会接收？

果然，嘉庆帝于四月二十四日得到奏报：上年八月二十八日秋围回銮时，在巴克什营行印连匣被窃。是夜，看印书吏俞辉庭睡熟，窃贼潜入，将缚于账房中间杆上的行印连匣窃去，而后俞辉庭用备匣加封，贿嘱堂书鲍干冒混入库。当时，兵部当月司员庆禄、何炳葬二人并未开匣验视。此后，鲍干又贿通该班书役莫即戈私开库门，移动印匣，做出行印在库被窃的假象。

至此，遗失兵部行印案最终真相大白。为寻找行印、捕获窃贼，嘉庆帝先后数次命军机处寄谕直隶总督方受時和直隶提督徐馄，令二人遵派能干员弁在古北口及巴克什营至密云一带百里内外，梭织往来，明察暗访，结果毫无所获。嘉庆帝在徐馄的奏折上无可奈何地批道：“此印大约难得！”最后，只得論令礼部重新补铸了新的兵部行在印信。新印的印文和印式有所改易，所用银两及铸造工费，则由兵部尚书松筠和上年秋围时署理行在兵部侍郎裕恩赔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