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爱国主义者吗 还是卖国贼
说起戊戌变法,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上学时在课本当中都有学过。在近代历史上,戊戌变法最终是以惨败的形式收场的,结局就是戊戌六君子就义,留下了不少的传世名言。尤其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不断激励着后辈仁人志士。这位维新党的核心人物得到后世极高评价,梁启超称其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百多年后我们回看戊戌变法,它作为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进步。六君子舍身成仁的决心,我辈也感动容。
但历史从来都是有局限性的,如果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谭嗣同的变法细节,恐怕会惊出一身冷汗。
他始终有个大胆的想法:卖掉全部边陲之地。
甲午战争后,要掏的赔款高达两亿两白银之巨,面对这笔天价赔偿,心系国家的谭嗣同就提出了自己的办法。
当时谭嗣同只是个举人,还在老家讲学,说话没什么分量,但他老师欧阳中鹄充任过很多名人政要的幕僚,在京城颇有点名声。
谭嗣同写了封信给老师,里面说到心中的计划:
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这个计划已不是大胆,而是疯狂。
新疆卖给俄罗斯,西藏卖给英国,再不行,蒙古和大清的龙兴之地满洲也能卖啊,这样二万万两的数目不就够了。
当时谭嗣同30多岁,还是个小年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愤青的一时气话,不必当真呢?
谭嗣同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这不是气话,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几年过后,得到光绪帝支持的变法即将开始,谭嗣同这时已经历过公车上书,并入京结交了梁启超、翁同龢等人,还到南京候了两年缺,有了不少历练,自称“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
变法要花钱,钱从哪里来?
谭嗣同不能不考虑这个实际问题,他在和好友贝元征商量的时候,又提出了自己卖地的计划,这次的方案更加成熟,卖多少钱,谭嗣同也给算清楚了:
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每方里单价五十两,估摸着能卖十亿两,去掉战争赔偿款还能多出许多,变法经费绰绰有余。
并且,这种想法并不是谭嗣同个人持有,整个维新派想卖地的大有人在。
比如,康有为。
吏部尚书孙家鼐也是个维新派,他问康有为:变法的钱从哪里来?
康有为早有准备,果断抛出卖地论,一点都不带犹豫:
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
维新派并不是私下说说,康有为曾亲自上疏光绪,提及自己的卖地论。不知光绪看到脸上是什么表情,而变法短短103天就告失败,此事也就无疾而终。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一寸国土是多余的,寸土必争的想法在现代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谭嗣同、康有为这些维新派在当时也算顶儿尖儿的人物,怎么会有出卖国土的想法呢?
开头就说过了,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了。
谭嗣同的方案不光光是卖地,在他的想法里,这些边陲之地终究无法守住,加之产出效益有限,徒然耗兵靡饷,守之无益,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
情愿少卖点钱,把西藏贱卖给英国,新疆贱卖给沙俄,这两国自然对大清好感大增,顺势请求它们保护中国十年,为大清卧薪尝胆赢得一个缓冲期。
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这种想法也并不是谭嗣同所首创,类似的想法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有清流派大臣提出过,他们的设想是朝廷出点儿钱,雇佣沙俄或者德国到朝鲜去和日本打,和维新派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卖地的想法上就能看出来,维新派的领袖如此幼稚,这变法还成功得了吗?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真成功了,对今日是祸是福还真不好说。
假设一下,这个计划成功,事情也绝不会向谭嗣同所期望的,英国和沙俄会为大清提供保护。丛林法则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失去边疆后朝廷不仅无法摆脱财政负担,反而会加重财政负担,这是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属性所决定。
再举例子,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也与之类似。李鸿章这样的晚清顶尖人物,也是出过国见过世面的,他也认为新疆的得失并不重要,而从海上来的列强根本挡不住,一旦登陆就是直取北京,海防比塞防重要得多,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两者择其一,新疆是可以被放弃的。
总之就是一句话: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
幸好还有左宗棠这样的精英,他的视野在李鸿章之上:一个都不能少。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秩,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所以“时事之宜筹,漠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这件事上,不得不提到慈禧,这老太太的的老妖婆人设也多是在变法之后形成的,当时要没她的支持,左宗棠也不管用。
但是,能就此批评谭嗣同,称他为卖国贼或是爱国贼吗,那也是不公平的。
谭嗣同虽然是维新派领袖,骨子里却仍然是个传统儒家士大夫,这套战略的出发点仍然是挽救大清,富强中国,本质并没有恶意。
堂堂大清脆败于小国日本,而且是毫无还手之力那种,带来的震动远不止赔偿两亿两白银那么简单,那是整个国家、满汉各族的切肤之痛。
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拼命找救国图存的方子,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不行。
这种情况下,卖地也不是不可接受了,卖出去,强大了再拿回来,总比窝窝囊囊死掉要强。
谭嗣同们意识不到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力碾压是一个长期的事实,大清要想实现工业化,远不是一两代人能做到的。而相隔时间越长,对地区的征服、控制成本就越来越高,最后高到无法实现的地步。
最后,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何苦苛责谭嗣同?
谭嗣同有颗真正爱国的心,也是条铁打的硬汉。行刑时故意安排用的是钝刀,根据《谭嗣同就义目击记》里记载,砍了三十多刀头颅才落地,百年之后读来仍然让人头皮发麻,但这就是当时有志之士的代价。
谭延闿也敬这位本家是条真汉子:
神采扬扬,刃颈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数,头始落,其不恐怖,真也!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想法,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要求古代人,他们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没能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仅此而已。